记者陈金波报道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让我国公共卫生法治，尤其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经历着一次全方位的检验。在这次检验下，公共卫生法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事关国家安全、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完善公共卫生法治是一项长期性、针对性、持续性的系统工程，关于公共卫生法治体系目前的局限和未来的完善，记者近日采访了中国法学会卫生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刘炫麟。

　　理念、衔接、配套等存在局限

　　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以《传染病防治法》为核心、以《突发事件应对法》《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等为上位法、以《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条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等为下位法、以《国境卫生检疫法》《动物防疫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为衔接的三个层次的立体性防控法律体系，对预防、控制、消除传染病的发生、传播和流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成绩应予肯定。

　　但刘炫麟副教授也表示，这个体系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应当尽快修订和完善。

　　“我们有了新理念和新要求，但还没来得及实施和落地。”《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已于2019年12月28日通过了，但要在2020年6月1日实施，该法确立的“大卫生、大健康”观念，尤其是“健康中国”“法治中国”建设的要求，尚未融入到《传染病防治法》，亟需对《传染病防治法》进一步完善。

　　在法律制度的衔接层面，刘炫麟副教授介绍道，我国《传染病防治法》与《野生动物保护法》《动物防疫法》《国境卫生检疫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在违法行为和法律责任的衔接尚存在不对应的问题。

　　在配套文件方面，刘炫麟副教授则指出了其中的问题。例如，配套实施的部门规章《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自1991年制定以来从未修改，其原初功能是通过细化《传染病防治法》的相关规定以增加实践的可操作性，而现实的情况却是大部分内容已被《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等所修改甚至取代，法律适用性受到较大影响。

　　国境卫生检疫制度有待升级

　　此外，随着境外疫情的发展和境外输入病例的增加，刘炫麟副教授也表示了一定的担忧。

　　为了防止传染病由国外传入或者由国内传出而威胁人体健康，我国实施国境卫生检疫制度，并于20世纪80年代先后制定了《国境卫生检疫法》及其实施细则，尽管中间有过修订，但是修订的幅度并不大，随着我国国际合作的不断深入，传染病的跨境传播风险显著上升，这也迫使《国境卫生检疫法》及其实施细则及时修改以回应国家外部环境的变化。

　　四个升级 五个“两手抓”

　　针对我国公共卫生法治体系存在的问题，刘炫麟副教授认为，应当作出具有针对性的制度变革，比如根据《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对传染病防控提出了新的要求和理念，修订传染病防控法律体系与之匹配；完善法律制度的衔接，建立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的科学体系；总结经验，科学落实，持续制定一系列配套文件；升级国境卫生检疫制度，守护国家安全。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刘炫麟副教授还提出坚持五大辩证思维，做好五个“两手抓”：

　　一手抓城市社区，一手抓农村基层。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秉持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努力做到联防联控，群防群控。

　　一手抓救治，一手抓预防。做到防中有治，治中有防，以防促治，以治促防，防治结合，优势互补。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

　　一手抓西医治疗，一手抓中医药，充分发挥中医“治未病”的理念和整体调治，通过调节人体平衡促进人体免疫力的提升，争取把病情控制在感染前。

　　一手抓传统技术手段，一手抓远程医疗、互联网医疗、医学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充分发挥高新技术在咨询、就诊、检测、筛查等方面的独特优势。

　　一手抓患者的生命健康权益保障，一手抓考虑医务人员的安全。比如，提供符合生物安全标准的防护装备，配置必要的现场调查处置设备设施等，否则其将无法胜任这项艰巨的防控和救治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