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茫

　　我从书店买下这本《文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3月第1版），是因为余华。喜欢余华，不仅仅因为他的小说，更因为他的先锋意识。作为上世纪80年代先锋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余华曾写出《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第七天》那样惊世骇俗的小说。而在这本《文城》中，余华用幽默荒诞的笔触，展示了卑微与平庸中的诗意。

　　从《活着》开始，余华笔下的善与温情就四处流淌，但每每敌不过苦难与恶的纠缠，生活的悲苦由是显现。《文城》也是这样。故事中的林祥福、陈永良、田大、顾益民等，无一不温柔敦厚，闪耀着人性的光辉。然而，良善的因却往往得不到如愿的果。林祥福以宽厚的胸怀接纳了小美，容忍了她的背叛，换来的却是她的再度逃离，南下溪镇苦寻小美踪迹，结局是与其一生错过；田大忠心耿耿，好不容易等到主人要回家的书信，却亡故在接其归家的途中，主仆二人只能重逢地泉；顾益民为保全溪镇，与军阀、土匪斗智斗勇，最终落得个形销骨立，气息奄奄……读来让人叹惜扼腕。

　　小说以肝胆相照的友情和浓墨重彩的主仆情为核心，铺展开不断丰富的情感类型。林祥福失去了父母、爱人固然令人惋惜，但到了溪镇以后，义无反顾的朋友情、忠诚质朴的主仆情、相伴相依的父女情等，更使人动容。田大两次千里寻主，穷得“走烂了四双草鞋”，却将东家的产业照顾得井井有条。小说正是用这种不断加深的情感力量，在纯粹、善良与暴力、残酷间建构起巨大的审美张力。

　　《文城》显示了余华处理柔情与暴力的多重才能。如林祥福将银票放在女儿的襁褓里，当陈永良问他为什么将这么重要的东西放在婴儿身上，林随口答道：“如果女儿都不在了，我还要银票干什么。”田大找到林祥福时，立即将最后一双草鞋换上，并从怀里小心翼翼地掏出地契和金条，郑重交给东家。但是，在处理暴力场景时，他又极其冷静和细腻，不断延展受害者的感受，像土匪虐待以及割掉被绑票者的耳朵，土匪与溪镇民团的对抗和杀戮，都不乏暴力和血腥。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当年写先锋小说的余华，也可以看到写《活着》的余华，体现了余华的多重才能。

　　《文城》也是一部颇具感伤诗情的小说。它巧妙地将林祥福的故事与小美的故事完全分开来讲述。两个陌生的人偶然地遇到一起，不待相知，却已分离。然而，那一点不了情还是留在了彼此心底。故事没有完满的结局，人生没有完满的结局，一旦失去便是永远，即便如小说的补篇所写的那样，小美就在不远处注视着林祥福的一举一动，即便到最后，他的灵柩就从她的坟墓边经过，然而，错失了就是错失了。但谁又能说留在彼此深心里的那一丝牵挂、那一份寻找、那一点歉疚和遗憾，不是永恒的呢？

　　林祥福一生都活在“错觉”里，他不知道脚下的溪镇就是“文城”。他在这里安家、致富，赢获了同情和友情，但这里兵匪频仍，并非理想中的“斯文”之地。林祥福对“文城”的寻找让人醒悟：根本没有所谓的“文城”，当下所在即是值得盼望和信赖的地方，这里并非没有恶与暴力，但这种文化所发育的人间情义，是值得信赖的不可摧毁之物，是人们活着的根基和信念所在。

　　“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余华曾这样说，“我的每一次写作都让我回到南方。我现在叙述里的小镇已经是一个抽象的南方小镇了，是一个心理的暗示，也是一个想象的归宿。”而在《文城》中，余华不仅书写熟悉与亲切的南方小镇，还描绘种着高粱玉米的黄河北边，在作品中展现了更广阔的地理图景。《文城》也将见证一个我们曾熟悉的余华的回归——那个采用底层视角、将历史和时代真正融入人物生活的余华，他是一位忠实的叙述者，也是一位耐心的聆听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