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达

　　三星堆古遗址的发现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前不久考古工作者对三星堆的再次考古发现，让三星堆文化和古蜀国再次惊艳世人。正当此时，3月20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三联韬奋书店主办的萧易《寻蜀记——从考古看四川》新书首发暨分享会在成都宽窄巷子举办。一经面世，便引发广泛关注。《中国国家地理》主编单之蔷评价说：“四川学者萧易独辟蹊径，将目光投向蜀地古代遗迹，他访古城、探古墓、寻遗迹，《寻蜀记》是他与《中国国家地理》十余年合作考察的结晶之一。他用这本书帮我们寻找一个已经渐行渐远的蜀地那些人和事……”

　　青年作家萧易此前一直关注四川文化，曾出版《影子之城——梁思成与1939年/1941年的广汉》《知·道——石窟里的中国道教》《空山》《金沙》《古蜀国旁白》等书籍。活动中，他向大家分享了《寻蜀记》创作及其背后的故事。

　　微观写史，解读史书外的四川

　　大众熟悉的历史，往往是以通史的方式书写。比如汉朝从公元前202年到公元220年，延续400余年，它的历史被缩略在《汉书》与《后汉书》中。史学家分配给蜀地的章节，就更为有限。直到今天，大众对于汉代蜀地的了解，也只是停留在“列备五都”“锦官城”“文翁兴学”“文君当垆”几个关键词上。

　　“但可以想象，大汉王朝的每一个郡，每一个县，每一个乡村；每一年，每一天，每一刻，都会有无数故事发生，只是未进入史学家的视野，自然也就鲜为人知了。”分享会现场，作家萧易说：“在《寻蜀记》中，我选择了一些四川近年来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发掘，以及荒野田畴的遗址，试图从微观的剖面解读蜀地历史——它的主角，大多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它的故事，来源于某些被史书遗忘的片段。”

　　《寻蜀记》以微观写史的娓娓道来作为开篇，引入考古发掘的现场，继而通过出土文物，复原历史的细节和细节中的历史。例如，宋代篇中的“西蜀梦华”章节，通过彭州金银器窖藏，讲述了董氏家族的悲欢离合。四川出土的宋代金银器的数目，占到了中国的一半左右，数目为何如此之多？金银器窖藏之后又隐藏着怎么样的历史？

　　在《寻蜀记》中，读者便能找到答案：大约八百多年前，听闻蒙古铁骑入侵的消息，董宅将金银器埋在地下。他们或许没有想到，在四川许多地方，惊慌失措的宋人纷纷将金银器、铜器、瓷器掩埋起来。然而，战争的残酷性远远超过了想象，他们或背井离乡，或生灵涂炭，再也没有机会来取走当年的埋藏。精美的窖藏被尘封在地下，同样被尘封的，还有宋人奢华精致的生活——推杯换盏、觥筹交错。

　　重新认识四川，推动天府文化“走出去”

　　2020年，四川省完成了最新的文旅资源普查，此次普查总监李忠东介绍，此外共普查出六大类文化资源305.74万处，旅游资源245742处，其中新发现新认定6.51万处；评定优良级旅游资源46977处，其中五级旅游资源1864处。

　　作为本次普查的特聘专家，萧易完成了《四川省文化和旅游资源普查摩崖造像专项报告》。萧易认为，四川是石窟大省，其分布点位与数目都是中国最多的省份之一。“一方面，四川佛教石窟大多为盛唐以后作品，堪称中国石窟艺术的下半阕；另一方面，也是中国道教石窟最集中、延续时间最长的区域之一。”四川石窟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

　　在《寻蜀记》中，萧易也对诸多遗址进行了梳理与定位：

　　宝墩古城是中国史前第四大古城，有力证明了成都平原也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源头；金沙遗址共出土金器200余件，为商周时期古遗址出土金器最多；中国现存汉阙45处，其中24处在四川，最为集中，独占中国汉阙半壁江山。迄今全国共发现百余座画像棺，九成在四川；四川汉代崖墓的数目为中国之最，画像砖的出土数目也是中国最多。

　　以万佛寺为代表的南朝造像，填补了中国南朝造像的空白；泸州市是四川乃至中国宋墓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又以泸县、合江两县数目最巨；彭州窖藏金银器350件，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大的宋代金银器窖藏。而四川总体窖藏金银器近500件，约占中国宋代出土金银器一半；泸州市泸县，境内明清龙桥141座，是中国最集中的明清龙桥群……

　　这些蔚为大观的文化遗产，让读者重新认识了“四川之最”，也集中向大众介绍了四川近些年来的考古成果，引领越来越多的人们关注考古研究，激发他们探索文博和中国文化的热情和信心。从这个角度来说，《寻蜀记》向大众打开了探寻四川文化宝藏的入口。

　　在分享会的最后，萧易说：“我们要感谢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因为他们的发掘，并形成报告，我们才有机会从细节中寻找角度，解构历史。”期待四川的文旅资源在这些考古和文博工作者的坚守下，会得到更多的保护和研究，继续向人们展示四川乃至中国优秀文化艺术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