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以婕

　　杭州图书馆专题文献中心的古籍书库里，有一个樟木箱子打开着。走上阶梯可以看到，里面放的书页有些卷边了，但保存相对完好，作者似乎都是同一人，名为童振藻。

　　童振藻，江苏淮安人，清末举人，民国时期云南官员、教育家，主纂了我国第一部城市志，编著了第一部云南地方志目录、第一部云南地震专著。

　　杭州图书馆专题文献中心的赵凌说：“童振藻先生晚年在杭州度过，所以他的部分文稿和藏书被我馆收藏。”

　　近期，童振藻后人童瑞林等人特地从安徽芜湖赶来，想查阅《六十回忆诗》一书——这是童振藻在晚年对自己60年生涯的回顾。 要把这本书翻透可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情。童先生想要影印副本带回安徽。“按照规定，古籍不可私自影印副本，但我们刚好正在筹划第二期的古籍数字化工程，为其方便，就给这本书‘插’了个队。尽量满足童家后人渴望早日看到回忆诗全文的夙愿。”赵凌说。这样，他们回到家打开电脑就能看到了。

　　在杭州图书馆三楼的办公室内，一个由黑布搭建的长方形空间里，放着一台显示器和一个V字形的玻璃仪器，仪器的左右上方各有一台数码相机，负责古籍数字化的工作人员戴着手套和口罩，不时将玻璃面板掀开，将古籍翻页，并按下快门。这个过程称为“无接触扫描”，使对古籍本身的损害降到了最低。

　　工作人员说，一天可以扫描一千个筒子页（双页大小的纸张横向对折，折痕朝书口方向，而折页开口处朝书籍订口方向装订成册，一个筒子页相当于现在一页纸的正反两面）。在布光均匀、白平衡准确的情况下拍下来的书页，再经过图片剪裁，便可在电脑上最大限度地给予还原，不管是纸张的颜色还是修复的痕迹，都能通过电脑屏幕一览无余。

　　办公室里，负责古籍数字化的工作人员在不停地忙碌，身后还坐着一位女士，她身边放着一个行李箱。她的面前摊开着一本泛黄的古籍，左手捧着一卷复印本，右手食指在古籍上一扫而过，时不时用笔在复印本上圈出两本书不同的地方。

　　她是来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陈老师，因为教学需求，她要将手头一本明代的类书与杭州图书馆馆藏的不同版本进行对比研究。

　　“数字化可太重要了，据我所知，北京和各地的图书馆、甚至博物馆，都在开展这项工作。这对于我们搞研究的人来说是实实在在的方便。阅读方式的现代化和便利，也会让古籍的普及性大大提高的，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古籍的保护可分为原生性保护与再生性保护。

　　原生性指的是古籍的修复与妥善保管，再生性指的是将其数字化或影印出版，这样既减少了对古籍本身的再次损害，也方便了大家的阅读。

　　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回忆：“在浣纱路上的杭图，个人可以查阅的古籍，一次最多借三本，只能在馆内阅读，一旦发现有损坏古籍的不文明行为，工作人员会立即上前制止。”

　　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在“十一五”期间大力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目前，来图书馆查阅古籍是需要出具课题研究的相关证明的。

　　据了解，杭州图书馆共藏有古籍4万多册，其中善本六百余种。到目前为止，共有42部古籍入选“全国珍贵古籍名录”，另有38部入选“浙江省珍贵古籍名录”。2020年9月，杭州图书馆馆藏古籍数据库正式开通运行，在线发布馆藏古籍影像221部。

　　2021年，第二期的古籍数字化工作也陆续展开了，到年底或2022年年初，读者便可在杭州图书馆的官方网站上看到更多的古籍资源了。

　　赵凌表示，对目前馆藏的六百余种善本进行数字化只是第一步，后期陆续会将更多地方特色文献进行数字化，已达到书为人用的目的。

　　众所周知，古籍文献是珍贵的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如果说修复古籍和保护古籍是践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性保障工作，那古籍的数字化可以更有效地推进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为学术研究提供新的动力。

　　不管是杭州图书馆的“镇馆之宝”《王文韶日记》，还是童振藻的《六十回忆诗》，当它们经过现代化信息技术处理后重新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时，那些曾经书写在薄薄的宣纸之上的方块汉字，那些寄托于浓浓笔墨的浩气，都将再一次重获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