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月

　　《苦难辉煌》是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以全新的视角，从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力量、政治事件、政治人物入手，对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中国社会错综复杂、恢弘壮阔的历史进程，进行了全景式的揭示和剖析，展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建立红色政权，率领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伟大壮举，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战争的正义、艰辛和伟大。

　　偶然与必然

　　《苦难辉煌》以“西安事变”开头，记下了蒋介石在日记中的一句话：“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两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竟坐此变（西安事变）几全隳于一旦。”

　　历史就是这样吊诡：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国民党几十万大军把红军围困在湘江边，蒋介石的“剿匪妄想”眼看就要实现，但红军硬是从铁桶般的包围中杀出了一条血路；1935年5月，红军来到大渡河边，凭借安顺场17勇士和泸定桥22勇士，突破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堵截，再次脱困西去；红军到达陕北后，国民党大军再次围困，必欲斩草除根，西安事变的发生，又令蒋介石美梦破碎……几度命运逆转，蒋介石不知道，此乃历史规律使然。

　　辛亥革命之前，国民党及其前身同盟会组织了10次起义，都惨遭失败，武昌起义并无同盟会高层成员参与，仓促行事却成功了，迅速引发全国响应，终于推翻了清王朝；国共决裂之后，共产党先后组织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也都遭遇失败，而最终成就中央苏区的是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的残部；红军长征的路径也由最初的湘西，到黎平会议的川黔边，遵义会议的川西北，一直到1935年9月，因为几张旧报纸，党中央才确定到陕北去……

　　历史有其发展规律，是无数个偶然事件累积成的必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

　　个人与时代

　　《苦难辉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将个人命运置于时代的大背景下来描写，以鲜活的个人来观照时代的变迁。

　　李大钊、陈独秀、博古、王明、张国焘都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后来，他们走过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南昌起义部队失败后，朱德在江西赣州天心圩喊出了“要革命的跟我走”的响亮口号，带着800人的残军走向井冈山。后来，主力红军离开中央苏区，陈毅奉命留守，在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叛变后，陈毅带着伤，星夜赶到游击队，集结起剩下的100多人，对大家说：“就是剩下我一个人还是要干！”他们，在中国革命最低潮时，成为党的主心骨，被历史铭记。

　　而率部占领瑞金的李默庵和将瞿秋白杀害的宋希濂在黄埔军校时均是共产党员，他们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先后退党。在历史的某些关键节点，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选择也影响历史走向。

　　历史是无数个人的集合，记录了每一个人面临岔路时的选择。不同的选择，意味着不同的人生，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或贱若粪土。这些个人的选择堆积起来，就形成了历史，成就了时代。这点，对如今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无疑有着极其重要的启示意义。

　　历史是鲜活的科学

　　历史不是故纸堆，而是鲜活的、发展的，常读常新。第一，因为考古发现、档案解密，历史研究会不断发现新的历史证据；第二，因为历史研究理念的更新，研究的深入，历史呈现出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特点。

　　如，随着苏联档案的解密，我们方才知道，20世纪20年代国共两党的合作以及后面的退让主要源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指令。新近发现的陈乔年亲笔填写的履历表引发热议，他对父亲陈独秀的称谓，对家庭经济状况的坦白，无不显示出这位二十多岁的青年对党的忠诚和个性的自立；以往，我们只知道对李立三和瞿秋白的历史结论，在《苦难辉煌》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更生动、立体的李立三和瞿秋白，前者是优秀的工人运动领袖，是充满激情的革命者，后者则是一个优秀的文学家和诗人。

　　认识历史，是一个过程。党史学习教育，同样是一个过程。只有不断地去学习、研究，我们才能不断丰富认识，了解历史的真谛，认清中国的当下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