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1版）

　　在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甘子久向笔者回忆，他对外公最初的了解都是听母亲和外婆介绍的，“她们常说，我外公一心都扑在他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上，很少顾及自己和小家，外公虽然是个大学教授，穿着却很朴素；尽管当时不宽裕，还是尽力资助其他经济上有困难的同志，夏之栩、袁溥之等很多学生都曾得到过外公的帮助，后来为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小的时候曾问外婆，外公做过那样大的事业，又是大学教授，我们家为什么那么穷呢？”甘子久回忆，对于这个问题，外婆的回答总是“外公朋友多、学生多，回到家里，经常有很多人找他。他常常在经济上帮助他们，家里也经常有好多人吃饭，所以没什么积蓄。但从小，外公就教育小孩子要学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从小要养成不依赖别人的习惯。”

　　1981年，甘子久开始在武汉深入系统地研究李汉俊，同年就在《上海社会科学》发表了研究李汉俊的论文，“我外公是中共一大代表和党的创始人之一，不管面临什么，他都坚定理想信念，为党的事业努力奋斗，甚至准备好了随时为党的事业牺牲。”

　　甘子久认为，在电影《1921》中，演员对李汉俊的诠释很到位，再现了共产党人在孤独与寂寞中坚定理想不怕牺牲奋力前行的真实状况，“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牺牲，我外公5月在发表缅怀李大钊的演讲时就说，要随时为革命牺牲做好准备。同年12月17日，在他与哥哥李书城将当时被捕的两三百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全部营救出狱后，反动军阀胡宗铎指使军警闯入他家将他抓获，并于当晚枪杀于武汉。董必武怀着悲痛的心情挥笔著文沉痛悼念，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为我们家人亲自签发《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

　　“在外公的影响下，我舅舅、母亲和姨妈都是党员，成为我们家的第二代党员；后来我的妹妹、弟弟相继入党，成了我们家的第三代党员；我的女儿甘泉、儿子甘涌入党后，又成了我们家的第四代党员……”甘子久说，现在甘涌的女儿虽然只有4岁，也在红色文化熏陶中非常热爱中国共产党，“从外公开始，有了党的影响，我们全家数代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思想上发生的深刻变化，只是千万革命家庭的一个缩影，建党百年，我们来到党的诞生地瞻仰、缅怀、学习，希望能永葆革命家庭本色，永远听党话跟党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