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张浩呈报道　在救助管理站工作16年，左伟见过各式各样的人，也见识过各式悲欢离合的人生：有人赌气离家出走，最后在救助站与家人团聚，抱头痛哭；有人流落街头，在救助站才找到一个安稳的“家”；有人生命尾声时刻只想叶落归根，却无处可去……

　　面对这些远离故土的“异乡客”，左伟只有一个任务——尽最大的努力，送他们回家。

　　回不去的家：

　　他快不行了，但妻子无论如何不肯现身

　　在杭州“飘”了大半辈子，一个多月前，陕西咸阳人马卫军，因脑梗晕倒在街头，群众发现后报警，由公安民警护送至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救治及时，命保下来了，但无法独自生活，需要有人照料，出行也要轮椅。

　　马卫军年轻时在老家结过婚，生养过子女。十几年前，他来杭州后就跟家里断了音信，也没有往家里寄过一分钱。后来妻子跟他离了婚，孩子也跟着走了。

　　病情稳定后，马卫军想回家，左伟帮他联系到他的家人，但没人愿意接纳他。“从情理上来说，他的前妻和孩子确实也没义务来照顾他。”左伟说，只有让当地政府替他兜底，放在救助站内照料。

　　见到左伟时，他刚把马卫军送回老家陕西咸阳后回来。作为杭州市救助管理站综合业务科科长，他的一项工作职责是送那些需要救助并且无法独自返乡的人回家。16年里，左伟护送流浪者返乡，南至海南，北至黑龙江，西至新疆。

　　“陷入临时困境的人员，我们每年都要救助100多个，”左伟说，他们很多人，年轻时从家里出来，挣一分钱就花一分钱，对家庭没有尽到责任，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日子，年纪大了，他们想回家，但已无家可归了。

　　左伟说，每当联系他们的家人时，他都能感受到对方矛盾的心情，“他们很多人都是又惊喜又矛盾，惊喜的是失踪十几年的家人终于有了着落，矛盾的是接回来就是一个负担。”

　　几年前，左伟救助过离家十多年的重庆人刘大军，当时他被查出肝癌晚期，被救助送入医院治疗后，每天靠进口白蛋白维持生命。在生命进入倒计时，他希望见家人一面，并希望在死后能叶落归根。

　　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他的妻子和儿子，告诉他们，“他现在快不行了，见最后一面吧”，但他的妻子无论如何不肯现身。

　　左伟说，虽然最后妻子答应来杭州，但终究没有见上最后一面。

　　左伟说，工作时间长了，在这个岗位上看遍世间人情冷暖，尽管人性或许有晦暗的地方，但他依旧保持乐观，对亲情保持信心，“大部分人还是会觉得血浓于水，亲情大于一切。”

　　望闻问切：

　　我们的工作没有对口的专业

　　帮助受助者回家的前提是要知道他们的家在哪里。

　　被送入救助站的人群中，有很多人患有精神障碍或者智力障碍，还有一些人患有老年痴呆症。因为身体原因，他们很难说清楚自己的信息。这些人的家往往是最难找的。如何帮助他们找到回家的路，左伟有着一套自己的秘诀——“望闻问切”。

　　“根据外表长相大致能判断出对方是哪里人。比如两广一带的人一般身形较瘦，脸型棱角分明；贵州人个子比较小；北方人往往比较壮硕……”左伟说，还可以通过看其衣服脏乱程度，判断其走失多长时间，“衣服破破烂烂，头发胡子拉碴肯定在街头待了很长时间”。

　　在甄别工作中，方言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都说‘乡音无改鬓毛衰’，长时间在外面流浪的人，很多老家带出来的东西都不在身边了，没法判断其出身，但唯独口音是怎么都抹不掉的。只要摸准了，寻亲的方向就有了。”左伟说，通过“听口音、辨方位、找翻译”，很多线索慢慢就有了，家的方位也就慢慢明晰了。

　　通过听音辨位，帮助受助者找到家，最快的一次，左伟只花了40分钟。2016年，20岁的阿伟被送进救助站，因为智力发育迟缓，语言基本无法交流。左伟递上纸笔，示意阿伟写字或画画，但他摆摆手，不会。

　　在最后的交谈中，阿伟时而蹦出几个字，时而讲半句话，没人听得懂他在说什么。在一句含糊的话中，左伟突然听出了“龙井”二字。“当时我们如获至宝”，左伟说，一查，果然贵州遵义就有一个龙井乡。

　　联系上龙井乡政府，对方工作人员听完阿伟的口音后，觉得他可能是当地十字坪人。救助站随后将阿伟的照片发送过去，经证实，阿伟确实是当地人。“40分钟就找到了他的家人，”左伟说。

　　如今，在DNA鉴定等科技手段和互联网寻亲的加持下，甄别寻亲工作也比以往高效了一些。虽然如此，不过左伟认为，传统的“抠字眼、听口音、辨外形”甄别技能仍然不能丢。“刑侦有刑侦学，护士有护理学，我们的工作没有对口的专业，经验的传承全靠老同志的传帮带。”

　　2019年，在左伟建议下，杭州市救助管理站成立了“寻亲工作室”，依托这一平台，左伟正好把经验传授给“寻亲工作室”的其他10位成员。近三年，他们已为2035名特殊受助人员寻亲成功，甄别成功率接近百分之百。

　　让人无奈的“常客”：

　　他的救助信息多达上千条

　　工作这些年，左伟把无数人送回了家，但他也有“失手”的时候。

　　“上周刚给他买了回家的车票，今天又跑回杭州。有需要就让他来站里吧。”挂完电话，左伟摇摇头，显得颇为无奈，“给他买了去贵阳的火车票，结果在中途就下了车，然后在沿途的几个县级救助站住了几晚，又回来了。一到杭州东站，就拨打120，嚷嚷着要住院。”

　　这位让左伟颇为头疼的徐源，来自贵州，翻开救助管理系统，他的救助信息多达上千条，“几乎长三角地区的所有救助站，他都去过。”左伟说，这种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扰乱了正常的救助秩序。

　　徐源可以说是救助站的“常客”，大约4年前，左伟第一次接待了他。当时，左伟按照规定，给徐源买了回老家的汽车票，结果车在建德服务区休息时，他溜了出来。左伟说，后来他报警求助，谎称自己被骗，并称自己是一路从衢州走到了建德。“后来到建德救助管理站一查，才发现是早上刚从杭州出来的，把工作人员气得肺都要炸了。”

　　救助站秉持“自愿受助，无偿救助”原则，尽管救助是“零门槛”，但左伟希望这些迷失方向的“街友”或“飘客”能够重拾生活的信心，自己励志一点，亲友帮衬一点，政府扶持一点，“通过自身努力，每个人都能过上安居乐业的无忧生活。”

　　需要救助的人越来越少

　　在16年的救助工作中，左伟注意到，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各项救助补贴越来越完善，每年的救助人数在逐年减少。“刚工作时，救助站一天至少要接待二三十人，现在少了很多，”左伟说，流浪乞讨人员减少，说明我们国家越来越富裕了，不管是在城镇还是农村，大家的日子都过得越来越好了。

　　求助对象减少，天南海北奔波的频率有所降低，但左伟觉得心态不能变，还是要兢兢业业，做好每一天的工作，“我们的工作不仅需要爱心，更需要责任和担当”。

　　（为保护个人隐私，文中马卫军、刘大军、阿伟、徐源均为化名）

　　图片由通讯员潘辉供稿

　　星特星语：一句话点评

　　人与人之间是有一个“感情账户”存在的。当一段感情只有取而没有存，不懂感恩、缺少回馈，总有一天会失去它。好的人生，不透支真情。凡事有度，才能活得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