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煜明

　　省里启动重大公共突发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进入第三天，无事不出门，出门戴口罩，成为我们防控疫情的一条“铁律”。于是，口罩等防疫物资全线告急。上头下拨到我们监所的口罩数量极其有限，本单位工作人员所需尚存在较大缺口。而每天监所陆续要释放刑满人员，这部分人员出所时给不给他们戴口罩？有人提议，让前来接回释放人员的家属自己想办法解决。

　　非常时期，口罩戴与不戴关乎人的生命和社会公共卫生安全。对此，所里主职领导思想统一，认识一致：无论是在押人员还是将要释放的罪犯，其生命都受法律保护。我们宁可想些其他办法，或者自己节约使用，也要匀出口罩给出所人员，规避其释放返家途中被新冠病毒感染的风险。

　　一只口罩只有巴掌大小，虽然很轻也很薄，却能阻挡细菌和病毒，避免传染，监管民警法情共融的人性关怀，让走出高墙的释放人员心里备感温暖。

　　一天晚上值守，无意中与几位同事聊到工作强度这一话题。每个人所处的岗位不同，职责分工不同，所付出的脑力、体力当然也不尽相同。之后，我专门来到提押班，对他们每天频繁穿行的监室与审讯、会见室的那段路程，进行脚步“丈量”。

　　真可谓不走不知道，一走吓一跳，监室到审讯、会见室之间的最短距离为100余米。按照平均每天提押90人次计算，那么，从白昼到黑夜，提押班的同事将羁押人员从一间间监室提出，再到审讯室或会见室，相当于来回行走约15公里；有时视频开庭，则需步行更多的路程。难怪我看到提押班同志们的额头和脸颊常常汗津津的，不只是炎热的夏天，其他季节也是如此。尤其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形势下，规定民警在提押犯罪嫌疑人时必须佩戴口罩，嘴巴鼻子整天被捂着，汗水与呼吸所产生的水蒸气常常渗透口罩，想必也挺难受的。

　　我心里暗暗想着，从行走的路程及冒汗的程度看，所里提押班同事的体力消耗无疑是最大的，体会到了监管民警的辛苦。

　　一天中午时分，看到自己采写的题为《一场特殊的见面会……》的文章，刊登在一家省级报纸的头版，心里未免有些激动。一则是因为稿子能被编辑看中，作为要闻上头版不太容易；二则是觉得自己能够把所里连续6年“安排亲情会见，唤醒浪子回头”的经验与做法宣传出去，供人参考借鉴，也算是尽到了一位民警及报社通讯员的责任。

　　这篇报道所反映的内容是：一位名叫小丽（化名）的女子，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入所。小丽被绍兴市中院裁定判处有期徒刑3年10个月。有一天，管教民警小杨发现小丽情绪十分低落，行为举止也有些反常。通过谈话，得知小丽70多岁的母亲罹患癌症，接受化疗后，生活不能自理。小丽担心自己刑期较长，出狱时怕见不到母亲，内心焦躁不安。

　　所里领导得知小丽的“心事”后，决定为其安排一次亲情视频会见，希望借助家庭力量，共同帮助小丽稳定情绪，安心改造。当小丽看到年迈体弱的母亲在其姐姐的陪同下出现在会见室时，百感交集，流着眼泪忏悔过去，一再表示要自觉服从监管，用实际行动改邪归正，早日获得新生。

　　看到这一幕，我们在场的每位民警也被感动了，同样更深刻地认识到亲情会见的作用与价值。这一做法，收到了与法律和其他社会帮教不同的温情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