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 忽已晚
■赵佩蓉
暮秋,往黄岩布袋山走。山间多杂树,杉树、枫树、木荷,树下匍匐着蕨类。枝叶的颜色,翠色半褪,偶有赭红相杂。山道上,一簇簇野菊开得无心无肺。青白色的花朵,一块硬币大小,在衰草中独立出来,有淡淡的寂寞。那条贯穿整个山谷的布袋溪,已经收了泼辣模样。因着地势起伏形成的一个又一个深潭,缺了水的蓄养,露出峥嵘的石块。潭水深不逾尺,松竹花木皆映在水底。
村口有一个小型农产品交易点,一两个箩筐装着蕃薯、野生猕猴桃,两三条蛇皮袋中敞着上一个季节晾的笋干、赤豆,沾着泥星,灰不溜秋,完全没有拾掇过的初始面目。三两个老妇,倚着水泥柱,目光涣散。闻得人声近了,才抬起眼皮,殷勤地招呼:“都是自家地里收的。有什么中意的,带一点回去。”一问价格,自然也便宜。容人蹲下身子,挑挑拣拣。这样日常的买卖,像留了罅隙的土壤,为人与人之间的那点温情,预备了光和热。
缘溪行,信步走进一间农舍,有老太婆坐在向阳的门口。一步之遥,门槛外的菜地里,蒜苗、扁白菜和生姜,一畦一畦的,楚楚动人。
“阿婆,这些菜,都是你自己种的吗?”
“唉,要不得了。是孙子帮忙种的。”
两个陌生人的日常对话,是这样开始的。
阿婆颤巍巍地站起来,她已经很老了,曾经遭受过的一切,都在脸上、额上刻着,是那种肉眼能直接辨识的东西,比如岁月,比如辛苦。
阿婆翕动着嘴角,告诉我,原先是黄岩城里人为了躲避“东洋人”的枪炮,十三岁时被父母送到山里避难,寄养在黄姓的人家。
时光易逝。阿婆总也不会忘记,在这个小山村领略过的人世深情:
到山里的第二个冬天,雪下得特别密,积得特别厚。青菜萝卜都埋在雪地里。冷,冰冻骨头的冷。山里能填充饥肠的食物只有蕃薯干煮的粥,一股酸腐气,实在难以下咽。珠络般的泪水连绵在她的双颊。长她三岁的男孩,偷偷从炕床里的麻袋中抓出一把黄豆,一粒一粒,埋在灶灰中煨熟,又一粒一粒捡起来,递到她的手心。那黄豆,本是开春后的种子呀。煨熟的黄豆,散发出奇异的香,止住了她对父母姊妹的念想,也催生了最初的依赖和仰靠。这朝夕相处的后生,后来成了她的丈夫,风雨同舟七十多年。
几年后,城里的日子太平了,父母先后三次进山,又想着带她回去。最后一次,娘抱着她哭,她抱着两个孩子哭。她的丈夫缩在灶膛前面哭。老实巴交的山里男人,为她整理了一个粗布包袱,里面装着晒好的生姜干、扁豆仁,嘱她回城去。“他待我实在蛮好,猪要有人喂,孩子要有人养,我就留山里了”,她终是拂了父母的好意。
两间木屋,几块山地,她和他跌跌撞撞,拉扯了七个孩子。砍柴、种地、收成,她习惯生活的重复单调,心里有饱满的责任和成家立业的专注。老人正心满意足地享受天伦时,山下刮起了一股创业风。山里的年轻一代终究耐不住菲薄的收入,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逃离。四个儿子先后到镇上或出卖苦力,或做小本买卖。三个女儿嫁到了山外。稍微岁数小一点的邻居,也骑着电瓶车,早晚来往于城乡之间的那条土路。八年前的春夜,油尽灯枯,老头平静地走了。床榻空了,屋檐也空了,日子还要继续。七月种葱八月种蒜,番薯要在霜降前收进地窖,农活、家务,她都安排得井井有条。霜染双鬓,人生的大幕已经低垂,她仍然保持着对时序的敏感、对土地的热情。
衰老像山里的罡风,击打着她。三年前,她吃惊地发现,双脚完全迈不动了,连弯腰撒菜籽也乏得很。日复一日,她只能坐在门前,想着前方不远处的山麓葬着她结发的夫君,想看子孙们在更远处,云山苍苍,归期不定。岁月悠长悠长,寂得一片落叶掉下来都听得见轰然回响。有时候好几天不需要说一句话,有时候要忘记是不是吃了晚饭。老来寡居的寂寞,无关风月,异常深刻。“大孙子已经两个月没来看我了,每次说带玄孙的,总也不见人影”,“桌上的肉是第二个女儿托人带上山的,也不晓得她在忙什么”。我听着阿婆的唠叨,终于明白她内心里放不下的远行。我不知道,在镇上在城里的下一代,在某一个闲暇,会不会想起那方有亲人的土地上,依然盛开花朵和炊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