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娟、双瑞、翟濯

　　2021年10月，中国现代考古学迎来百年华诞。

　　1921年秋，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的仰韶村遗址第一次发掘，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也证实了中国存在非常发达的远古文化。此后，中国考古学进入了以田野发掘为基础的科学、规范的阶段。

　　安阳殷墟、章丘城子崖、广汉三星堆、杭州良渚、偃师二里头、赤峰红山、巩义双槐树……百年来，随着各个时期的重要文化遗址不断被发现和发掘，中国的历史轴线随之不断被拉长，文明细节不断被丰富，也逐步揭开了古老中华文明的密码。

　　从仰韶开始

　　仰韶村坐落在豫西渑池县一块黄土台地上，三面环水，仰首即可看见巍峨苍茫的韶山，所以得名“仰韶”。这里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圣地”。

　　从1918年起，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助手数次来到这个小村庄，采集到大量石器、陶片，并作出判断：仰韶村是中国远古时代一处重要文化遗址，极有必要进行一次科学的考古发掘。

　　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1921年10月，安特生带领袁复礼等中国学者到仰韶村，正式开始发掘。历时36天，开挖17处发掘点，出土了大批精美陶器、石器和少量骨器、蚌器等珍贵遗物。一种新的史前文化类型“仰韶文化”由此被发现并命名。

　　仰韶村遗址的发掘开启了人们对仰韶文化的认识，这不仅是中国第一个通过考古发现认识到的史前文化，更填补了当时对中国有没有新石器时代的认知空白，国人为此欣喜、振奋。

　　以李济为代表的中国考古人很快就行动起来。1926年初，留美归国的人类学博士李济顶着寒风，带队前往山西夏县西阴村。他希望找到更多证据，阐明彩陶的来源和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西阴村的发掘，再次扩大了已发现的仰韶文化范围，也是中国人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李济在掌握西阴村发掘材料的基础上，坚定了对“中华文化西来说”的谨慎怀疑：“考较现在我们所有的材料，我们还没得着十分可靠的证据，使我们断定在中国所找的带彩陶器确发源于西方。”

　　另一条路径

　　1927年1月10日晚间，梁启超怀着激动的心情给远在美国的梁思永写了一封长信。当天，李济等人从西阴村考古发掘归来，清华国学院举行了茶话会，梁启超参会并听了李济作的报告。

　　就在这一年夏天，梁思永听从父亲的建议，中断美国学业回国。回国一年间，梁思永利用在美国所学，对山西西阴村发现的1万多个陶片进行了详细分类。这批陶片没有一件是可以完整复原的器物，但通过与国内外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对比研究，他肯定了西阴村与仰韶村是同时代的遗存。

　　1928年8月，梁思永赴美继续深造。基于回国一年间的经历，他完成了硕士论文《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这是中国考古学者完成的“最早的一本专题研究著作”。他在研究中使用了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对后来的考古研究具有示范意义。

　　梁思永还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的地层划分方法：以土质土色及包含物的不同来划分地层，为科学而准确地认识古代文化遗存打下了基础。

　　1931年，山东城子崖遗址第二次挖掘由梁思永主持，当时他年仅27岁。1939年，根据城子崖的挖掘成果，梁思永撰写了《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

　　龙山文化的发现，也让当时无法推翻“中华文化西来说”的中国考古人找到了另一条解释中华文明起源的路径。以李济、傅斯年、梁思永、徐中舒为首的学者认为，中国文明的根在环渤海湾一带，提出龙山文化自东向西、仰韶文化自西向东发展的“东西二元对立说”。直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这一学说在学术界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从“实习生”到“奠基人”

　　1935年春季，从发现之初就带给世人无限惊喜的殷墟，迎来了第11次发掘。25岁的夏鼐以实习生身份参加了这次发掘。尽管殷墟的发现是如此惊天动地，“一片甲骨惊天下”，殷墟使传说中的商朝彻底被证实，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往前推进了1000年，但是从夏鼐日记中可以看出，这位日后的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当时对考古并无多少兴趣。

　　殷墟的发现颇具传奇色彩。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在北京发现中药店中所售龙骨上刻有一些很古老的文字符号，意识到这或许是珍贵文物，于是开始重金收购。后经罗振玉、王国维等人考证、调查，发现出土甲骨的河南安阳小屯村，正是文献上所说的殷墟。

　　对殷墟遗址的发掘，打开了中国考古学田野考古的一座宝库。“殷墟的发掘，把辉煌的商代文明展现给了世界。中国之所以成为四大文明古国，和殷墟发掘有很大关系。”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说。

　　当年参与殷墟发掘的夏鼐，与梁思永几次面谈，并与李济通信，反复商酌自己留学的去向问题。在他们的指导和帮助下，夏鼐把赴美留学改为赴英。通过几个月的潜心学习思考，以及在殷墟发掘中打下的基础，夏鼐逐渐对考古学产生了兴趣，从最初的犹疑彷徨转变为方向明确的决心。但可能连他自己也没想到，日后他会领导中国考古事业长达30余年，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

　　1950年，夏鼐主持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考古发掘——河南辉县战国时代车马坑的发掘。他亲自动手，冰天雪地里，在车马坑里一蹲好几天，用木炭一边烤一边剔。终于，19辆大型木车的遗存，完整重见天日，震惊世界。

　　1955年，夏鼐首次关注到碳14测年技术，并把它向中国考古界做了介绍，马上引起考古界强烈反响。在夏鼐的领导下，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年轻物理学家仇士华、蔡莲珍夫妇被调到考古所，中国第一个碳14实验室正式筹建。

　　“夏鼐先生同样在文物保护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经他提议，不主动发掘帝王陵成了考古界的一个定规。”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

　　又一次转向

　　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日益发展，为了应对基本建设中考古力量严重匮乏的局面，当时的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1952年至1955年联合举办了四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学员总数达369人。这四期学员，逐渐成为新中国成立后考古的中坚力量，被誉为考古界的“黄埔四期”。

　　苏秉琦和夏鼐同为训练班的教员，参与了训练班的筹划和领导工作。苏秉琦也是考古学教育的主要创办者之一，主持北大考古专业30年，为办好考古专业、培育考古人才、充实全国各地考古队伍做出了突出贡献。而苏秉琦更常被人称道的，是他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理论。

　　1986年7月24日，辽宁凌源牛河梁遗址被发现。牛河梁遗址是距今5000年的一处祭祀场所，属于红山文化——红山文化以赤峰东郊红山后遗址命名，距今6500年到5000年，分布于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这一发现，将当时所认知的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

　　而同时期杭州良渚大墓、山西襄汾陶寺墓地的发掘，均表明距今4000年至5500年，各个流域都已形成复杂社会。这些重大发现，也让考古学界一直秉承的中华文明起源“中原中心论”岌岌可危。

　　中华文明到底起源于何时何地？这是中国考古学界的核心问题。苏秉琦提出：认为文明只起源于中原的“中华大一统”观念是个“怪圈”，需要跳出来。中华文明并非一灯烛照，而是满天星斗。他把中华大地分为六大区系，认为每一块都有独立的文明起源和发展体系，中原只是其中的一块。到夏商时代，随着各地文明交流与融合，以及对域外文明的吸收，中原才成了中心。

　　苏秉琦在学术上的另一个巨大贡献是，他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重建中国史前史的考古学新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以上世纪90年代为界，在此之前中国考古学的主要任务是做文化谱系研究，即用考古材料构建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史前文化的时空框架，这一阶段夏鼐先生是当之无愧的领袖。此后开始侧重历史和社会研究，强调透物见人，代表人物则是苏秉琦先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说。

　　常志国史丹心

　　纵观中国现代考古百年历史，考古已不仅是一门学科，对于中国考古人来说，考古更代表着常志国史丹心的求实精神。

　　“要积极培养壮大考古队伍，让更多年轻人热爱、投身考古事业，让考古事业后继有人、人才辈出。”对于中国考古学的长足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有着更加长远的眼光。

　　令人欣慰的是，考古队伍绵延跌宕，考古精神薪火相传。近年来，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就读考古专业，到重大考古新发现频上热搜；从《国家宝藏》等考古类综艺广受追捧，到“博物馆热”成为全民潮流，再到“考古盲盒”等文创产品供不应求，考古学在大众视野中的“升温”有迹可循。

　　我们从哪儿来？未来到哪儿去？关于中华文明演变历程的寻根探源，饱含着公众素养提升、建构文化认同、增强文化自信的情感，不仅是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更是一项重大的社会工作。正是一代代考古学家的努力，让现代人得以聆听泥土下的文明絮语，也让我们寻回了那一块又一块关乎历史文化遗产的“拼图”。

　　“以意逆志，或探其制作之原，以补经传之阙亡。”中国考古人的初心和使命，正如学者苏秉琦先生所言，“为历史而考古”“以考古学修国史”。回眸考古百年，常志国史丹心，新一代中国考古人承继前辈“风餐露宿、青灯黄卷”的优良传统，正担负起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时代使命与学术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