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卢珍珍报道　趴着求学的台州市路桥区“高位截瘫”女孩陈苗苗，因为获得国家奖学金特别评审奖，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

　　生病、求学、获奖，每次生命的拐点，她似乎都能努力抓住机遇，与命运抗衡。聚光灯下，我们看到了这个女孩的自信与笑脸。

　　不能否认，一路走来，她的背后出现了一群有名字或者没有名字的支持者。他们用行动，去温暖了这个心灵出现过裂缝的女孩，大家似乎都在相信：她可以。

　　这一次，我们采访了陈苗苗还有“扶起”她的几个人。我们想知道，当一个人被命运以痛击时，她和身边的人是如何回应的？他们又是被何种信念鼓舞着？以下是他们的讲述——

　　陈苗苗讲述——

　　悬崖之上

　　6岁生病以后，我和这个世界隔了一层薄膜。那个时候的我，像站在悬崖上，有点摇摇欲坠。

　　旁人给我的反馈，是怜悯、歧视，我接收到的，都是负面情绪。

　　他们说，你以后怎么办啊？我有点无望，好像自己只能烂在那边。

　　鲍文陆老师是第一个给我信心的。

　　7岁的时候，鲍老师骑着自行车，来家里找我。他给我带了一本张海迪的自传，那本书的封面是红色的，张海迪穿着黑色的衣服，坐在轮椅上，侧影。

　　他和我说，有一个人和我一样残疾，但现在的她很了不起。鲍老师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和我一样，但可以过得很好。

　　收到那本书后，我在想，或许，我也可以过得好一点。突然间，我的视野被打开了，外面的世界变得辽阔了。

　　后来，我去读小学，碰到了这辈子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她叫王金燕。

　　我觉得她很熟悉，像我的幼儿园老师，因为她们俩的额头上都有一颗痣。我对幼儿园还有印象，记得老师很严厉，生病以后，我就没去过幼儿园了，但会想起她。

　　王金燕老师会积极引导小朋友，平等对待我。别班的小朋友会用那样的眼光看我，但在那个班级，我从没被这样的眼光盯住过。

　　我读四年级的时候，老师突然去世了。

　　那是个冬天，我经过门卫室，他们说老师去世了。我进了教室之后，还是不敢相信。过了很久，我才反应过来，讲台上的那个语文老师，我不认识了。她已经不在了。

　　她突然间去世，对我打击蛮大。我可靠的亲人离开了，我不习惯。

　　那段时间，正好妈妈身体不好，家里的妹妹也才几个月大。我想，干脆放弃，不读书了。

　　我读小学，每个学期末会收到几百元奖励，但对整个家庭来说，没有任何改善。这一点点东西，止不了渴。

　　四年级下册，我辍学了。

　　学校老师、救过我的陈孔建叔叔，他们都不忍我放弃。那段时间，经常有人过来和我聊。

　　我很惊讶，像我这样的人如果放弃了，应该会像一朵小花一样，谢了就谢了。但没想到，那么多人关心我。他们几乎天天过来，这让我意识到，读书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事，可能还牵连着他们的心。

　　五年级上册，我回到了学校。

　　读书不易

　　小升初，我面临着失学的可能。

　　接收我这个高位截瘫的学生，对学校来说，他们都有压力。通过教育局还有很多人的帮助，后来，我顺利就读了桐屿中学。

　　中考之后，因为错过报考时间，我又没地方读书了。

　　初中，我有几个好朋友，她们和我说，自己考上了哪所学校。但我在自己的房间里，没有收到任何信息。

　　光凭成绩，我和她们是相差无几的。她们都可以读，我却没有办法，这个现实我有点接受不了。

　　但是，爸爸妈妈动摇了。爸爸初中还没毕业，妈妈小学二年级的文化，对他们来说，读完初中已经可以了。

　　他们说，不要读了吧。

　　我不想就这么算了，我想争取。可是，我也没有其他办法。

　　不高兴的时候，我只能通过折磨我自己，来折磨妈妈，因为我知道，她一直爱着我。我只要折磨我自己，她会难受，可能就会屈服。

　　我不和妈妈说话，自我封闭，不吃饭。我觉得吃饭只是一个外在的需求，没有满足也没有关系。

　　那个时候的我，年纪小，比较幼稚，也很偏激。

　　后来，桐屿中学的戴晓波校长联系上了蓬街私立中学，他们接纳了我。

　　小学三年级到高中，我都趴着学习。

　　高中以后，每天早上6点半学到晚上10点，我的身体就这样慢慢扭曲掉。每个学期，脊椎都比上个学期要侧弯一些。妈妈用手摸，就能感觉到。（下转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