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伟

　　不知不觉间，迎来了人生第50个生日。

　　我出生的那天正好是冬至。巧合的是，去年冬至的前一天恰逢我的“农历”生日，后一天又碰巧是我的“阳历”生日。前后三天，都可算作我的生日，这个巧合像是有意让我过个隆重的生日。

　　原本，我和其他两位同是12月出生的邻居，计划着再过一个集体生日，但被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妻子说，毕竟是第50个生日，防疫很要紧，但不能委屈了我，生日可以在家过，为我“大庆三天”，让我尽享生日的喜悦，我自然欣喜。

　　生日“第一天”。上班途中，我为自己订了一款名叫“唤醒童真”的蛋糕，上面还有一只可爱的小熊。下班后，我又匆匆赶到社区“守小门”，做了两个小时的志愿者，生日撞上了疫情，让这次生日有了别样的意义。

　　再匆匆回到家，家人已经等候多时。餐桌上，有我爱吃的红烧肉、童子鸡，而丰盛的餐桌中央，正是外卖送来的10英寸“唤醒童真”。

　　“许个愿吧！”妻子为我点燃了生日蜡烛。我注视着一根根慢慢燃起的蜡烛，火光渐渐连成一片，思绪一下子回到了40年前的那个生日。

　　“你有什么愿望？”那时，母亲问我。

　　“希望下一次生日，能够吃上两个鸡蛋！”在乡下的老木屋里，望着一旁垂涎鸡蛋的两个兄弟，我双手紧紧捂着自己的生日礼物，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上世纪80年代初，物资还不丰富，农村孩子的生日，大多被忙着生计的父母所遗忘。即使记得，也顶多是煮饭的时候，往饭架上塞一个鸡蛋，便是过生日了。当然，过生日的孩子如此，不过生日的孩子更只有羡慕的份。至于这个生日鸡蛋，小孩子往往不会立马消灭，而是必须在小伙伴们面前炫耀好几天，才恋恋不舍地剥开吃下。

　　“加一个？也不是不可以。”听了我的愿望，母亲自言自语道。我知道母亲会错了我的意思，小声道：“是过生日的两个，不过生日的也有一个，这样大家都会很开心。”虽然，我的声音越来越弱，但母亲还是听到了，脸上顿时流露出为难的神情，并偷偷地瞄向父亲。看到正在默默吃饭的父亲点了一下头，母亲的犹豫神情一扫而光，“下次哪个生日，就煮四个鸡蛋。”我们欢呼雀跃。

　　“但谁不认真读书，就取消资格。”父亲放下筷子，强调了一点。

　　我向小伙伴们“炫耀”了父母承诺的事，但他们压根不信，一致认为父母只不过是随口说说的，不能当真。渐渐地，我便也怀疑起来。我忐忑不安了好长一段时间，直到弟弟的生日到来，我也吃上了一个鸡蛋，才确信父母是言信行果的。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写了一篇作文——《守信的父母》，由于情真意切，这篇作文得到了老师的表扬，还上台作了范文朗读。

　　如果说，从一个鸡蛋到两个鸡蛋，是量的增长。那么，从鸡蛋到“唤醒童真”的蛋糕，那就是质的飞跃了。期盼中，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忘的生日。悄然间，父母盖起了三层楼房，我度过了第20个生日；转眼间，我被分配到了乡镇政府工作，在集镇的商品房里，我度过了第30个生日；弹指间，我调到了机关部门工作，女儿也入了学，我们搬到了城里，在大酒店里度过了我的第40个生日。如今，在融杭接沪之际，我们把家安到了地铁直通杭州的柯桥，在新家里过了我的第50个生日。

　　但是，无论过了多少个生日，吃过多少个蛋糕，我总不能忘记那两个鸡蛋。冬至阳气起，过了冬至，白昼日长，太阳回升，出生于冬至的我有幸赶上了一个腾飞的年代，也感恩于父母从小对我的“严加管教”，让我有机会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如今幸福的生活。

　　两个鸡蛋，是我眼前这一切的起点。

　　“再不吹，蜡烛要烧断根了。”我的耳边响起了妻子的催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