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伟

　　午餐后，与几个同事一起散步。闲聊到“三孩”政策，大家纷纷感慨，若干年后，说不定又会重现“人小辈分大，舅公坐囤窠”的现象。

　　鲁迅先生在《社戏》中写道平桥村里的玩伴：“我们年纪都相仿，但论起行辈来，却至少是叔子，有几个还是太公，因为他们合村都同姓，是本家。然而我们是朋友，即使偶而吵闹起来，打了太公，一村的老老少少，也决没有一个会想出‘犯上’这两个字来……”

　　这种“人小辈分大”的现象，在四五十年前的绍兴农村还是见多不怪。当时，农村人家兄弟姐妹较多，老大跟老幺之间差个二三十岁稀松平常，成年的外甥给幼年的舅舅拜年，舅舅坐在“囤窠”里，外甥毕恭毕敬地向他吉拜，乃至于三四岁的小孩被一群成年人尊称太公也不足为奇。

　　所谓“囤窠”，过了“知天命之年”的大多数绍兴农村人小时候坐过。约莫一米来高的圆筒状物件，下腰处横插的竹片把囤窠分成上下二阁，在中腰段安插一根宽竹片当作座板。在现在看来，“囤窠”不仅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而且极富人文设计理念。孩子站在阁板上，即使不会走路也可以坐在座板上。特别是它上小下大，底部较沉，孩子坐里面刚好露出头、胸部，不容易倾倒，很安全。

　　在那个年代，绍兴农村遍地都是稻草，日常生活用品大都是稻草制作的，“囤窠”也不例外。秋收过后，农民闲了，到了稻草最多的时节，三舅公就忙开了，夜以继日地编织草席、草垫、草鞋等物件，靠独门手艺赚钱补贴家用。我的“囤窠”，也是三舅公扎的。祖母说，经过三舅公的手，稻草就似藤条一般有了韧劲，不会轻易塌陷变形。事实上，祖母没有替三舅公吹嘘，因为搁置在老家柴房的那个“囤窠”，到现在还没有走样，只是陈旧而已。

　　农村小孩多，没有条件如现在的一对一、二对一，甚至四对一、六对一伺候，大人忙活时，只能将小孩放进“囤窠”内。我的父母都是生产队队员，出工前只好把我托付给祖母照料。祖母心灵手巧，有一手针线绝活，常年躬身在堂屋里纳布鞋挣辛苦钱。我哭闹的时候，祖母便会拍着“囤窠”哼起童谣：“又会哭，又会笑，两只黄狗来抬轿，两只乌狗来吹箫。走到半路里，捡得一块煨年糕，剥剥开来都是猫虼蚤。”我马上破涕为笑。

　　北风起，雪花飘，儿时的冬天特别冷。冰封大地的日子，呼啸的寒风让每个孩子脸上挂满了冻疮。为了让我暖和一点，祖母通常会在烧好早饭以后，从还在燃烧的大灶中，扒出一些草灰装到火熜里，然后把“囤窠”扣在火熜上。幼小的我坐在“囤窠”里，自下而上浑身感觉到暖和。在祖母旁边，孵太阳，烘火熜，嚼罗汉豆，这个温暖的场景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当然，也有惊险的时刻，母亲在火熜上烘尿布，有事要忙离开了，时间一长，烧焦的尿布就会产生呛人的烟味，甚至冒出火星，吓得我哇哇大哭。这个时候，祖母就会赶过来，一把抱起我，拍着我的后背念叨：“小活灵啋啋，小活灵啋啋！”那种惊险，如今也化成了珍贵的回忆。

　　随着时代的变迁，漏风的瓦屋变成了密实的新房，家家户户装上了空调，地暖更是给人从脚暖到头的舒适。不经意间，“稻草囤窠”也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婴儿床和学步车，但它在冰封岁月里带给我的温暖，一直荡漾在我的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