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金生

　　自以为向来遵纪守法的我，在过去的大半生中，也做过一些不可思议的事，尤其是在囊中羞涩时易犯的，比如“逃票”。

　　那年“五一”前夕，上海的姐姐来电话说想看看大哥5岁儿子小明，我就主动请缨接下这“护送”任务。杭州城站到上海火车票单程票价2元，往返4元，这对刚入职的我来说无疑是个大数字。在铁路边长大的我很快就想出“攻略”，并付诸实施：一大一小，各人手上执一根铁丝，上面戳着几只空饭盒。那时乘客用完餐就随手将饭盒抛至窗外。铁路家属常当“捡客”，既清洁了铁道环境，又能拿回家当柴烧。

　　沿贴沙河边铁轨从北向南渐行渐远，站务人员都以为一大一小是捡饭盒的，自然不加注意。我俩很快就顺利登上城站月台，看到一列标着“杭州——上海”的绿皮火车，一溜烟就进了车厢。硬座车厢定员112席，最后两席系铁路职工工作专享，从不出售。我掏出父亲的铁路徽章别在胸前，坦然落座。小明不知“逃票”就里，坐定后上蹿下跳、嘻笑吵闹，吓得我战战兢兢，尤当乘警或乘务员经过，就直冒冷汗。

　　上海站到了，居然一路安然。我藏起胸徽，没随人流出站，而是在一灌木丛旁用铁丝卷起了铁环，实际是在寻思如何出站。一女站务员走过来问：“怎么跑到站台上来滚铁环？赶快出去！”她将我俩从民警值班室偏门撵了出去。一块心石瞬间落地。

　　寻寻觅觅，百转千回，好不容易找到了四川北路姐姐家。

　　“你姐夫在出口处四处找都没找到，你们乘的什么车呀？”姐一见我俩就埋怨个没完。不敢实情相告的我，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小朋友来一趟不容易，让他多待几天，你一人先回去。”姐姐这么一说，小明吓得抱住我大哭。“别哭！姑姑乱说的，我们晚上就回去。”“今晚就回去？”“是呀，你不是说见一面吗？我明天下午还要上班呢。”当时上班是天大的事，不能旷工。姐又问：“几点火车，票买了吗？”“买了，晚12点。”我瞎编了一句。“啊，这么晚？”姐差点晕倒。

　　下午，姐带我俩去城隍庙吃小吃。小明说上海馄饨真好吃，肉比杭州多。姐说：“你爸回上海没如愿，你长大后到上海工作好吗？”小明笑着点点头。

　　晚10时许，姐夫将我俩用自行车送到上海火车站，并想买张站台票送进站。我忙说：“别，千万别送。你早点回家吧！”姐夫是个直男，说让走就走。但他的话倒是提醒了我：买张站台票不就可以进站了么？孰料，要出示火车票，我只好求助一位排队阿姨帮我买。

　　上海站真是个火车大世界，长龙似的绿皮车厢一列挨着一列，黑压压一大片，煞是壮观！但就是找不到开往杭州方向的列车。小明好困，脑袋像鸡琢米似的垂下抬起又垂下，让人好心疼！次日凌晨2点，总算看到一辆“上海——宁波”的普客。我故伎重演，别上胸徽，落座“专享”，抱住小明就呼呼大睡……

　　杭州站到了，雾气迷茫，旷野无人，我胆大了不少，也不想再扮“捡饭盒”的了，于是一下车就背起小明，大摇大摆地沿贴沙河走去。

　　“站住！请出示一下车票。”不知从何处冒出位背工具袋的铁路工人。“我们是来玩的。”“骗人，我在车上就站你们边上。”“啊？”我无语了。“你是杭铁分局职工吗，胸徽哪来的？”并上来想摘我的胸徽。“哇——”小明突然吓得哭了起来，“我要回家，我要回家！”这下那人良心发现了：“走吧，估计你们也是铁路工人家属，不然哪来铁路胸徽。”

　　“谢谢！”我背起小明数着枕木疾步飞奔。

　　真是有惊无险，从此不敢重蹈“火车逃票”覆辙，但却鬼使神差地又一次犯了“汽车逃票”的禁忌。

　　那年春天去官巷口小哥家玩，6岁的侄儿小军说想让我陪他去西湖边放风筝，我一口应诺。我俩上了7路车，乘两站后到湖滨站下。车停稳后，上下车的人比较多，我就推着小军说：“快走、快走！”不知为何，他反而走得更慢了。当刚要下台阶时，小军居然站着不动了。

　　“咦？快走呀！”我催促他。

　　“你还没有买票呢！”他以为我忘了买票。

　　有否买票我心里自然清楚，说时迟那时快，我立马跳下车，一把将小军抱了下来，生怕被司乘员发现。没想小军一只手死拉住车门杆不放：“叔叔，你还没买票呢！”搞得我好狼狈，只好轻声哄他：“不好意思，叔叔忘带钱包了。”实际我身无分文。

　　走过断桥上了白堤，小军一直怏怏不乐，风筝也被他弄出两个洞，放不上去了。在湖边走了一匝后，小军就想回家。

　　到家后，小哥发现儿子一脸抑郁，就问为什么？我实言相告。小哥竟说：“这么不懂事，下次不要带他玩了。”小军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眼圈一下红了……我连忙把他抱至门外，拼命安慰说：“你没错，是叔叔错，下次乘车一定买票。”“幼儿园老师说的，上车一定要买票，大人全票，1米2以上小孩半票，我已过1米2了。”“是呀，是呀！”我连连点头称是。

　　眼一眨，四十多年过去了，大哥儿子小明现在上海一家德资公司任HR主管，小哥儿子小军在杭州一家银行当副行长。他俩或许早已忘了当年的“逃票”窘事，但我却没齿难忘，那是我永远的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