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仕忠

　　在那个神州复苏的80年代，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那么生机勃勃，年轻的我们，意气风发，睥睨四海。

　　我们这一届博士生，文理在内，全校才11个人，都是恢复高考后上的大学，也就是现在统称的“新三届”。有这么好的平台，这么好的资料条件，又有这么好的导师带领，我们简直是放开了步子撒野，个个踌躇满志。每天想的都是问题，相互讨论，勤于写作，也不乏合作，写了就投。两位导师经常是读到我们发表出来的文章，才给予评说的。三个同学秉性各异，风格不同，导师常常是微笑着颔首肯定，然后委婉地提出意见与建议，也不乏勉励之辞。我们高高兴兴地接受了表扬的话语，却有意无意地漏过那些委婉的批评，于是意气风发。

　　当时导师没有专门开课授讲，但不定期地会举行精心安排的“辅导课”（研讨课），给我们无数的启发。地点就在王季思先生家的客厅，时间是一个上午或下午。所有讨论课，先生都全程参与，并发表意见。有几次是王先生亲自主讲。

　　那时外部学术交流很少，这个群体却能经常展开内部研讨，对我们三位初窥学术门径的博士生来说，等于是得到了一次次的集体辅导，因而大开眼界，收获良多。

　　研讨课每次都有一个主题，有时是精选的戏曲史问题，有时取学界新发表的论文，或由老师主讲，或由同学承当，这些都是由王先生与黄老师提议或商定的。研讨中所有人都是自由发言，直率表达自己的见解，或是不同看法。我不仅观察到师长们各自的个性、风格以及学养，还能体会到年龄和经历的不同而产生的“代际”差异，观察到各人在理论掌握与逻辑思考等方面的特色，内心也颇有跃跃欲试的冲动。

　　有两次研讨课，给我印象深刻。

　　一次是王季思先生主讲悲剧，他提出中国古代戏曲的特征是“悲喜相乘”，并作了系统阐释。我听了，有一种每个毛孔都被打开的感觉，几乎浑身发抖，一时浮想联翩，十分激动。课后我根据先生的提纲和我的笔记，附以我的理解，整理成文，题为《悲喜相乘——中国古典悲、喜剧的艺术特征和审美意蕴》，后来发表在《戏剧艺术》1990年第1期。这成为先生晚年最重要的学术论文之一。在发表时，先生特意在文末加了一段话：“这是我的博士生黄仕忠根据我一次辅导课的讲授提纲和录音整理的。第四节里融入了他个人的一些见解。”

　　我为先生整理的另一篇文章是《关汉卿〈玉镜台〉杂剧再评价》，先生也是特地附上一笔：“这是黄仕忠同学根据我的提纲和谈话撰写的。在某些段落还融进他自己的见解，不见拼凑痕迹，这是不容易的。”其实我在整理时改动、调整了先生的一些观点与表述，加了我的浅见，先生却不以为忤，附言肯定。

　　另一次是黄天骥老师主讲元代钟嗣成的《录鬼簿》。黄老师没有写提纲，即席开讲。切入的角度十分特别，仿佛打开了一扇新的门户，令人思绪万千，更有许多新的角度与新的可能在我脑海中活跃了起来。我的书写速度比较快，把主要内容记录下来了，课后安排新入学的博士生作整理，就把笔记给了他们，可惜最后却未能成文，笔记也遗失了。

　　多年之后，我说起此事，黄老师也说，那天去先生家的路上，忽然灵感触动，纷至沓来，许多以前从来没想过的问题，一下子冒出来，又全部贯通了；可惜事忙，后来这种灵感消失，就再也记不起来了。我觉得十分遗憾，不然，学界必会引起一些新的波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