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颐

　　《圣经·创世纪》说，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亚当，然后用亚当的肋骨创造了夏娃。这段叙述隐含了一层寓意：女人的存在倚靠于男人。

　　恩格斯在《家庭、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揭示：一夫一妻制家庭产生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私有财产的社会延续。男性统治是在有财产的男子与无财产的妇女间阶级分裂的结果。婚姻决不是个人性爱的结果，而是权衡利害的机制。

　　历史的大多数时间，女人在婚姻里都是从属。古希腊时期，同性是真爱，而妻子只是生育的机器；古罗马时期，无论是恺撒、庞培还是屋大维，联姻都是缔结同盟的有效方式。希腊与罗马的遗产，结合基督教会的发展，形成了欧洲的婚姻价值观。贵族、王室婚姻首先要考虑对方的门第和血统，妻子的身份代表了她背后的亲族力量，而女子带来的嫁妆常常是男人能获得的最大一笔进项。即使是平民，男人也首先关注经济利益：娶这个女人能不能帮我一起干活？她能生孩子吗？结这门亲家对我有没有好处？

　　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革悄悄侵蚀古老的婚姻观念。18世纪，法国人“发明”了爱情。浪漫骑士之爱其实是精神的出轨。社会开始鼓励在个人感情的基础上选择自己的配偶。自由选择和为爱情而结婚，逐渐成为大众认可的婚姻原则。到19世纪，人们开始接受“丈夫养家、妻子持家”的婚姻观，但因为经济条件的限制，直到20世纪中叶，西欧和北美的多数家庭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为了经济、政治利益而结婚的这套体系，实际上并非欧洲的专利，它在世界各地盛行了几千年。中国的历史同样充斥类似的现象，所谓三从四德、门当户对，甚至缠脚陋俗，概莫如此。《海蒂性学报告》里有一段话：“在传统的婚姻模式中，女人必须为丈夫和孩子提供稳定的基础，让他们外出顺利，但女人本身的生活空间和时间却受到了很大限制，对传统女性来说，婚姻并不是她的后援，而是她的人生。”婚姻曾经是女人的唯一事业，但显然已经不是当代女性想要的全部生活。但是，历史构建了人们的经验、约束和期望。传统的婚恋观念即便裂痕累累，依然有着裹挟前进的余威，新旧观念的碰撞，造成失范的痛苦与焦虑。不过，新的未必就是好的，尤其是新道德实验往往会反而验证了旧道德的凝聚力。

　　这些重新审视女人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关于婚姻发展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这段研究，记载于玛丽莲·亚龙的代表作品《太太的历史》。本书主要考察欧美婚姻史，但达成的是普遍性的共识。特别是近现代以后的中国，五四运动的启蒙，大众文化的流行，都受到西方的深刻影响。

　　女人们肯定会思考：如果无关爱情，无关终身厮守，为什么还要结婚？如果不需要对男人有经济依赖，为何还要勉强自己委曲求全，为了家庭做出牺牲呢？西方在经历了20世纪中期的性解放高潮之后，重新开始寻觅传统式家庭的价值。亚龙在她最新的考察中就发现，美国大多数女性仍然愿意进入婚姻，渴望建立被社会认可的、有制度保障的夫妻关系。婚姻的社会功能和内在动力发生了改变，但它依然是至今为止人们最愿意安放身心的栖居之地。女人恐婚，害怕的不是婚姻，而是附加其上的枷锁。“不管是妻子、配偶、伙伴、伴侣或情人，无不渴望得到另一半的承诺，共享一种深刻的关系。”如何实现婚姻的公平性和灵活性，这才是亚龙所说的“迈向新妻子”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