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杜成敏　通讯员冯盈之

　　1989年2月25日，北京机场。

　　访华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刚走下飞机，就撩起自己身上的西装，用标准的汉语向欢迎他的人们说：“红都，红都！”

　　老布什说的“红都”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中国首都北京，第二是指北京市“红都”服装公司。

　　“红都”，是由上海红帮裁缝精英们组建成的服装公司，曾为很多中国高级官员、访华国家元首、政商名流、文体明星定制过服装，这也包括乔治·布什。

　　说起“红都”服饰，“红帮”是最绕不过去的一页。

　　诞生于宁波的“红帮”，是中国服装史上人数最多、分布最广、成就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服装业群体。拂去历史的尘埃，这群能屹立百年的“国之工匠”，用他们的“红帮精神”写下了类似“红都”这样的许多抹不去的传奇。

　　量体裁衣的超高境界：用目测与心测

　　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肖像，是首都的象征。但很少有人知道，肖像上毛主席穿的那套衣服，就出自红帮裁缝之手。

　　更少有人知道，为毛主席定制这套衣服时，红帮裁缝并没有经过尺量，而是采用目测，因为国家领导人的身体，是轻易不能靠近的。

　　量体裁衣是裁缝的一项硬功夫，但是红帮高手却能在特殊情况下凭一双眼睛“以目测代量”。

　　1964年的一天，原北京“红都”服装店第一任经理余元芳，被周恩来总理安排到钓鱼台国宾馆，目测来访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王子，要为他们三人做大衣、西装。

　　余元芳不露声色，在一旁仔细观察后，默默记下三人的每一处尺寸。两天后，余元芳送去三套服装，西哈努克一家穿上后又惊又喜，拍手叫绝。

　　西装的立体裁剪有别于中式服装的平面裁剪，要探究人的体形，才能穿出人的气派和风度，而且还要通过巧妙的裁剪，弥补顾客身材的缺陷，其难度可想而知。

　　201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校园里，树起了一套高达5米的中山装，这套巨型中山装是红帮弟子，也是学校的教师江继明老先生制作的，而它的原型，就是南京中山陵的孙中山雕像。江大师亲自去中山陵通过目测后，回来就为雕像制作了这套完全合身的衣服。

　　除了目测，红帮裁缝还会“心测”。有一则“书屑偶拾”《成衣匠的诗外功夫》写道：某家仆人去为主人定做衣服。宁波成衣匠询问他家主人的性情、年纪、状貌，以及何年得科第，独独不问尺寸，仆人觉得奇怪。

　　成衣匠告诉他：“少年科第者，其性傲，胸必挺，衣需前长而后短。老年科第者，其心慵，背必伛，需前短而后长。”

　　这种有别于简单的量体裁衣的“诗外功夫”，就是红帮修炼的“内视”之功，既能看清人的身体各部位之尺寸，也能看出人的心性气质、思想修养，再做出高度个性化的服装来。

　　服装革命，制作国服“中山装”

　　1888年，康有为等变法维新派上书清廷，请求“易装”。

　　光绪皇帝“圣鉴”：“国家制服，等秩分明，习用已久，从未轻易更张……不得轻听浮言，致滋误会。”

　　而此时，维新变法后的日本明治政府已颁发了“易服制”“易发型”的政令，并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逼着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

　　从某种程度上说，清政府是被以衣冠将人分为上下等级贵贱的封建服制给打败了。“天崩地解”“西风东渐”，历史大潮席卷而来，长袍、满服已经落后于时代，需要更加平等、自由的民主服制来代替。红帮裁缝最早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做出了选择：“西风”可追！

　　在借鉴日本新制服的基础上，宁波红帮裁缝大胆创新、创制，由此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套中山装。

　　辛亥革命的一项重要发端，就是服装革命。如果说孙中山先生是中国现代服装变革的倡导者、总设计师，那么红帮就是这场变革的践履者、总工程队。

　　红帮在中国服装变革中创造了若干个“第一”，除了中山装，还有第一套改良旗袍、第一套西装、第一部红帮服装专著——《西服裁剪指南》、第一所服装职业学校……红帮揭开了中国服装近现代化的第一页，红帮的发展就是一条脉络清晰的中国服装近现代史。

　　从《西服裁剪指南》出版开始，红帮已经告别驴拉磨式的苦干，开始以科学理论作基础，以科学的思想作指导，掀开中国服装史崭新的一页。

　　红帮裁缝热衷于对服装科技和服装文化进行研究，其拥有自己的专业著述的人数和作品之多，不但在宁波帮内独领风骚，也是其他服装社群无可比肩的。其中不少著作曾被多家出版社多次再版，发行量从几十万册到100多万册不等，有的研究成果早已进入国际服装科技的领先行列。

　　红帮进京，为首都人民量体裁衣

　　红帮对中国现代服装史的贡献，还有新中国成立后的“红帮进京”，组建“红都”。

　　1956年初春的一天，印度驻华大使小尼赫鲁向中国外交部“抱怨”，称自己在北京做了一套西服，有些不合意，先后修改了多次仍没有达到要求。

　　于是外交部派人员陪同这位大使来到上海，找到了享有“西服圣手”美誉的红帮裁缝余元芳帮忙。余大师果然名不虚传，两天后，就将修改好的西装送到。

　　这位印度大使试穿后，非常惊喜地说：“我到过很多国家，做过、买过很多套西装，但从来没有穿到过这样漂亮、舒适、挺括的西装。”他还约请余大师为他的岳父、妻子、兄弟和儿子各做一套西装。

　　事情虽然圆满解决，但却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思考，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服装业水平也亟待提升，需要构建起国人新的服饰形象。

　　周总理决定召集一批服装制作人才，研究提升我国服装业的水平，他首先想到的就是红帮。

　　而此时，曾经“十里洋场”的上海已经是红帮的主要根据地。接到总理指示后，北京市很快就和上海市协商，邀请上海的红帮名师名店进京，组建红都服装公司。此次组建，共邀请了职工208人，服装店共21家。

　　“红都”成立后，红帮为包括毛主席在内的中国高级官员、访华国家元首、政商名流、文体明星，更为首都人民量体裁衣，将北京的整体服装水平又提升了一个档次。

　　红帮精神是一种文化自觉

　　红帮裁缝身上不乏“牛皮上拔针，开水里捞针”的匠人精神，但他们身上更重要的是有百年创业中积淀起来的另一种精神，后人称之为“红帮精神”。

　　红帮裁缝从革新传统服制开始，就完成了一次思想观念的整体转换，自觉把自己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红帮裁缝创制中山装，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也因为革命，红帮不断发展壮大。正是这种与国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事业高度，造就了红帮的高度和名垂青史。因此，红帮精神其实是一种文化自觉。

　　19世纪初，上海南京路的“荣昌祥呢绒西服号”誉满中国，这里被称为上海西服业鼻祖，它的创办者是红帮裁缝的先驱——王才运，正是他，为孙中山先生制作了第一套中山装。

　　之后，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作为南京路商业代表的王才运带领各商号与学界配合行动，打出“不除卖国贼不开门”“不除卖国贼不开市”的口号，宣布年盈利数万元的“荣昌祥呢绒西服号”首先停业、罢市。

　　于是，上海商人积极响应，相继罢市。斗争持续了7日。最终，北洋政府将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罢免，上海商人罢市才告结束。

　　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也是以王才运为首的南京路商联会联合上海商界各路商联会和商总联会一起，坚定地站在广大工人和学生的立场上，坚决与帝国主义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迫使反动当局不得不接受惩办“五卅”惨案凶手等要求，但王才运却因此遭到租界巡捕房的搜捕。

　　王才运没有因此屈服。“荣昌祥”呢绒多英国货，为了实现“不买不卖洋货”的誓言，1927年，王才运毅然弃商回归故里。他把大部分资产以分红的形式分给门生和子侄们。从此之后，这批昔日“荣昌祥”的职工们开始纷纷自立门户，独立打拼。这才成就日后红帮裁缝在上海滩百舸争流的景象。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才运最看重的弟子王宏卿，放弃了上海商铺的经营，转而来到武汉创办了一家军用物资专业工厂——华商被服厂。“华商”意即中华爱国商人。华商被服厂大批量生产军装、军用被服、水壶等军需产品，支持抗战。战乱期间物资紧缺，工厂连纽扣都没法得到，他们就自行生产牛角纽来替代。在王宏卿带领下，全厂上下一心，克服种种困难，保证了军需物资的供应。

　　除了王宏卿这样的爱国“华商”转战千里，还有李宗标的“李顺昌”游击于中南各省、王惠英等人在四明山革命根据地组建四明被服厂等等。不少工厂在战火中数次搬迁，都说商人逐利，但在民族危亡时刻，红帮裁缝却彰显了中华商人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

　　虽然身处战乱，红帮裁缝却依然积极吸收西方文化精髓，但他们又不崇洋、媚洋，面对外来侵略，将自己与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奋起抵抗，这正是红帮精神的灵魂所在。

　　红帮执守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强化诚信、互助，勤俭等传统美德，提倡“义利合一，以理制欲”的原则。同时，他们又敢于革新，抛弃“祖传秘方，不传外人外姓”的陈规陋俗，研究服装技巧并著书广为传播，并大力支持教育，创办中国第一所服装职业学校。如今，“红帮传人”已不再限于宁波人，甚至不限于中国人。红帮诞生于宁波，红帮从小裁缝到成为“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的“国之工匠”，正是文化自觉让他们完成了群体性转换。红帮若没有忧国忧民之情，没有衣被天下之心，怎么会有如此广阔的眼界和襟怀，又如何制出响誉中外的名装霓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