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荣

　　记得与生父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上世纪80年代第一春。

　　那时我刚走出三年厄运，归杭不久。

　　画家范泰炯邀请我去杭州化纤厂宿舍小聚。

　　一进屋门，就瞥见一位须发皆白的长者临窗伫立。许是第六感官，我断定这位先生必然有话要说。果然，与泰炯握手、沏茶、寒暄、落座之后，一直向我行注目礼的老者，缓步走到我身边，讲述了一段令人心碎的往事：他说，我是他的第四个孩子，出生前夜他因历史反革命罪被捕了。出狱后才知道出世11天的我被沈家裁缝收养的事……说着，他展开了手中一页我诞辰日的发黄旧日历，日历侧旁是端正的小楷，书写着我的生辰八字。

　　雷鸣电闪，翻江倒海。

　　该来的，果然来了。

　　在厄运中，我曾多次设想过的场景终于以这样的方式出现了。

　　我心中反复默念着“泰山崩、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色不变”。

　　片刻后，我平静地说，如果在厄运前，我是不会接受这一切的。但自己也经历了坎坷磨难，完全理解了老一辈的不幸。我承认亲缘，毕竟血浓于水，但必须约法三章： 第一，中国传统历来讲究“养父母大于生父母”，孝敬养父母是我此生的责任与义务，希望理解。第二，我即将结婚生子，我的孩子在三岁后不会再与你们见面，等到上了大学时才会让他知道，让他理解亲缘。第三，我从小孤独成长，现在突然有了兄弟姐妹，希望有个过程，搞好互谅互让的同胞关系。

　　父亲范道乾和胞兄范泰炯都含笑首肯了。

　　我打定主意，这事儿就瞒着养父母吧，反正能瞒多久就多久。

　　因此，我与生身父母相认后的接触并不多，基本限于一年一度的春节拜访中。直到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省里举行征文活动时，我才基本了解了生父早年的戎马岁月。

　　范道乾（1921~2005）字秉纲，永康市石柱镇云溪村人，中学时代基于抗战热情，投笔从戎，为黄埔军校十五期生，参战过著名的昆仑关大捷打日本流过血，伤愈后回浙江地方部队，参战浙西河桥“对日最后一战”，并代表当时的政府接受临安、余杭一带的日军投降。内战烽火起，由于不满中国人打中国人，愤而退役经商，却受中共地下党影响，手持“中国人民解放军××游击纵队司令部”红色印签，策动原部下在杭州临解放时起义，然后重回行伍，任杭州军分区参谋。受命去浙皖边剿匪，也即劝降溃散于乡间的国军残部。

　　在我看来，范道乾的一生可分为三个阶段：30岁前为青少年，他充满激情血染沙场；30岁后为中壮年，他历尽坎坷锲而不舍；改革开放年代，他喜获平反，落实政策使他此前大半生的饱尝苦难，才换来了晚年小半生的处事从容和心灵淡定。

　　生父把珍藏的黄埔军校建校70周年纪念章赠送给我。他那沧桑的白发、飘逸的银髯和矫健的步伐、毕挺的身板，每每都让我心升敬意。行伍出身在他身上镌刻下深痕：长年喜卧行军床式的单人板床，无论冬夏，那床薄被总是叠成四四方方的。他总爱面对来客行注目礼，无论何时，胸脯都挺得如搓衣板似的。

　　他活出了晚年生活的精彩：

　　他以黄帝纪年来习练书法，最爱挥写文天祥《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我不擅书，但也能感受到他笔走蛇龙时的昂扬气场，因而常常浮想联翩，感怀万千。他不为外界的喧哗与纷扰所动，沉浸于自己的精神世界里。

　　“道可道，非常道……”生父告诉我说，《道德经》虽只寥寥五千字，但却凝聚了古代修身学精华，也就是最早最妙的生命科学。它蕴藏着正宗道家气功的修炼方法，可以直接指导气功和武术。因此，他入夜便卧，凌晨即起，从杭城和睦新村徒步至西子湖畔镜湖厅或四照阁。他对气感的理解是：它来任它来，它走任它走。他的气功已达到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佳境了。

　　生父有一份热就发一点光，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弘扬传统文化工作。比如，曾为呼吁修建永康西津廊桥、重建杭州老龙井胡公庙等而热情奔波。上世纪90年代生父数次走访龙井村，找到守坟人后裔，促膝畅谈重修胡公庙。民间的自发努力终于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如今胡公庙巍然重现，墙上题写毛泽东手书“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并附《胡则传》，门前有座胡则桥，不远即胡公墓地。

　　许是秉承了生父热心人文公益的遗训，我也走上立足杭州，热衷史志之路。数年来，我担任了“浙商博物馆”网络版顾问，参与了《浙江通志 非遗卷》《双浦镇志》《西湖区志 文广新局卷》等编纂工作，并有多篇论文入选《中国传统村落（武义）国际高峰论坛论文集》《中华（天台山）和合文化与“一带一路”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等，专注“非遗”、戏曲及民俗学、地方志。

　　我曾问父亲：你青少年时血染沙场，中壮年时几经磨难，直到晚年才过上安宁祥和的日子，值吗？

　　他答：值！顿了一会儿，嘴里缓缓吐出四个字：值得珍惜。

　　他接着，语重心长地说：成年人得为自己的选择作出一辈子的担当！你说呢？

　　记住了，父亲。我以我血荐轩辕，去留肝胆两昆仑，我们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