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萍

　　民国期间的澄衷学堂，曾培养过胡适、丰子恺、竺可桢等一批大师。鲜有人知，澄衷学堂编写的《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曾是全国各小学堂的通行教材，“几十年间，其扩印之多、流布之广、版本之杂，一时无二”。胡适曾说：“中国自有学校以来，第一部教科书，就是《澄衷蒙学堂启蒙读本》（即《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以下简称《澄书》），这一部读本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历史性的价值。”

　　作家胡赳赳发兴寻找“澄书”，不意找到了一套品相较好的原典，“先是在圈子里传看，无论是艺术家、作家还是出版人，都失声叫绝、手玩不止”。经过沟通联系，时隔112年，《澄书》终于重新出版。

　　民国小学堂的通行教材

　　《澄书》于1901年初版，其精神传承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国民字课图说》，从晚清到民国，这条线索可谓一脉相承，“如果要找语文教科书的根，就得找到《澄书》这里”。

　　该书总共分为8册，第一册是“检字类字”，相当于索引，其他7册为字课图说的正文，共选取了3291个汉字，插图762幅。扉页刊“苏州吴子城绘图，本学堂印书处印”。当时石版印刷流通，很快成为了全国各小学堂的通行教材。

　　扉页所刊“苏州吴子城绘图”，“吴子城”是旧时民间对苏州内城的称呼，而目前可以考证，“苏州吴子城”乃民间画匠的化名。尽管是画匠作品，其书法与绘画艺术的典雅呈现，却令人赞叹不已。所绘图画分布各卷，风雨雷电、风土人情、世界各国、人文意趣等皆在笔下。在版式上，《澄书》也一改线装书通常规范，采用“六宫格”，“使之具有图文合参、学养并重的含纳之趣”。因此种种，《澄书》至今是收藏家的珍爱之物。

　　“至高无上曰天”

　　全书第一个字是“天”，解说：“腆平声，至高无上曰天。”接着，讲物理的天：“天，积气也，气包乎地。”“这是中西结合，循序渐进地建立了人与天地万物的联系。”出版人高晓岩对笔者说。

　　对于采纳西方知识的方式，评论者王星也颇为认同。他表示：“中国自古以来对天地充满了敬畏，但是这一段内容显然将天空的科学状态描绘了出来，放在开卷第一个字的详解内，这种勇于打破世俗陋见的勇气，放在那个时代，可敬可佩。”除了自然知识，在社会诸多方面，也加入了西方知识。

　　《澄书》不只是教人认得几个字，而是涵盖了语言、自然、地理、历史、物理、化学等多学科知识，被称为“一部小型的百科全书”。在胡赳赳看来，现代教育分工太细，“语文只是语文，数学只是数学”，但其实，认知是一体的、全方位的，“你没办法分开”。《澄书》正能提供这种一体式的认知。

　　伸张儿童的心灵自由

　　“很多蒙学的书都有穿越时代的价值。”在澄衷学堂，“性灵说”被积极倡导：“训蒙以开发性灵为第一义。教者了然于口，听者自了然于心；即或秉质不齐，亦宜循循善诱，不必过事束缚，以窒性灵”。《澄书》正是在这样的主张下产生的，它致力于培养人格，伸张心灵自由。

　　胡赳赳认为，“人从‘材’回到‘才’，才是本来面目、性灵本事。回望历史，反观自身，《澄书》做到了一部原典该做到的品性，只怪我们自己视而不见。”

　　“在现代社会中，重现汉语之美，变得至关重要。投射到启蒙教育领域，申明对汉语的态度，拓展心灵的边界，就显得十分急迫。”

　　即便如此，胡赳赳对《澄书》能否被广泛接受并不过分期待，但他说：“总得有几个读书种子，薪火在传递就行。”

　　澄衷学堂与《澄书》

　　胡赳赳在导读中说，《澄书》的创造，得益于二人：一位是澄衷蒙学堂的创始人叶澄衷先生(1840～1899)，他是慈善家，上海首富之一，以商积德，泽被后人，晚年时将家产捐了个干净；一位是澄衷蒙学堂的首任校长刘树屏先生(1857～1917)，是他用博古通今的学问，通力主编出来的，他书文俱好、能办事，民国元年隐居不出，过6年而辞世。此二人，不曝大名，持常遇变、低调应物，具有中华民格、士格的不屈底气与仁爱精神，是值得久久敬仰的。

　　澄衷学堂的对联胡适先生也记忆深刻，是刘树屏根据叶澄衷遗志所撰：“昔以孤幼旅寓申江自伤老大无成有类夜行须炳烛，今为童蒙特开讲舍所望髻年志学一般努力惜分阴。”民国时，胡适还曾打问叶家后人之状况。据零星消息，叶家后人辗落香港，皆有志业，发展不错。值得欣慰。

　　1902年秋，“澄衷学堂”第一任校长刘树屏出任安徽芜湖观察使，校长一职遂由总教习蔡元培先生代理。“澄衷学堂”从兴办到1949年的50年间，先后培养了数千学子，其中著名人士便有丰子恺、胡适、李达三、李四光、钱君陶、夏衍、袁牧、竺可桢等。茅盾曾回忆，他童年所用的启蒙教材，也是由母亲为他选定的《澄书》。解放后，澄衷学堂渐革变为如今著名的上海澄衷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