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怀瑜

　　春节期间，王磊光所写的《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在媒体疯传。其描述了“交通没有以前那么拥挤，但家乡人与人之间联系渐渐疏远；而农村里年轻人的婚姻受到了物质的压迫，知识的无力感也十分强烈”等景象。对此文有人“感同身受”，但也有人评论道：“绿皮火车脏乱差，打牌外放音乐严重影响他人，居然还好意思美化……”（2月25日《南方都市报》）。

　　当博士“近乡情更怯”时，也许他同样知道，数以亿计的打工者中，还有好多人、好多年从未回过故乡呢——“为生存计”，当是最主要原因。文人与乡民的“乡愁”，为何会有如此的心理差距和错位感呢？皆因其居于不同生存状态下，所关注与思考的问题主次与情感显然不同。一个是走出乡村，才会有更好的生活希望；另一个却站于“城墙”上，瞭望着乡村文化的颓圮、唱着乡愁的挽歌。可这种站于圈外的“文化乡愁”式喟叹，多少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意味。

　　乡愁，人人或许都会有的一种对记忆、历史和文化的牵挂与缅念。但每个具体的人或群体，对“乡愁”也必然会有着不同的出发点、方向和感受。为生存而苦苦打拼时，农民们谁会为了“乡愁”，而执意留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村？——活着，才是乡人们当下的第一要务。文人眼中所谓的“慢生活”，如坐绿皮火车；在车上吆三喝四地打牌、吵嚷；只有在春节或祭祀时才能一聚等，这只是文人心中臆想的所谓乡人追求的人生节奏，乡人们可不会这么认为，其不过是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如此罢了。他们不想坐在安静优雅的高铁上？或是坐于书房中品茗、上网、看书？非不想也，乃不能也。眼下，离开文人心目中的“乡愁”之所——农村，远离先人那种传统的农耕生活，才是乡人们当下首选的好好活着的出路。

　　“城乡二元化”历史，已让我们的乡村远远抛在了城市的后面。所以，改革开放后，推进“城镇化”发展，这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同样是农民对现代文明生活的一种必然追求。如果说乡人们不想像城里人那样过上卫生、文明，教育、福利好的城市化生活，那就太过虚伪了——反过来，让城里人、文化人们辞职去乡下当个传统农民，日出而耕，日落而息，但却入不敷出、生活贫苦，他们愿意吗？

　　人为地让乡人们坚守土地，维系昔日那种中国传统式的“人情关系社会”，过着昔日慢悠悠的农耕生活，让日子在苦中作乐里点滴消逝，这虽有其意愿美好的成分，但显然也是违反文明规律的。

　　何为乡愁？乡愁何谓？它不应仅是文人士大夫乡村牧歌式的诗情画意和离愁别绪，更不能只是对渔樵耕读的传统生活方式的精神挽留与虚妄期许。不同的眼睛看到的是不同的“乡愁”，它不应仅是传统士大夫式的一种文化叙事方式，它更应成为关切中国乡村现代发展路径的一种深入思考。如果深陷于置身于事外式的精神关切，自己享受着商业文明为代表的当代城市文明，却期许着乡人们回归“鸡犬相闻”的古朴、艰苦生活，这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了，它也不可能解决当代中国的农村问题，更是一厢情愿的空想思维和对社会转型的徒劳抵抗。

　　或许，只有当中国农民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样、同等的经济、文化、政治待遇时，才是文化人与乡人们关于“乡愁”同步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