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小沅　文/图

　　解放初期，七八岁的我最喜欢唱的歌，就是雄壮、豪迈的《咱们工人有力量》：咱们工人有力量，嘿！咱们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嘿！每天每日工作忙，盖成了高楼大厦，修起了铁路煤矿……如今人老了，可还能一口气唱下来。小时对工人的印象，就是五大三粗、干活流汗，有力量！除此之外，工人好像没有另外的力量。

　　1965年，我高中毕业到宁夏插队落户，在农村干了5年后，被招到煤矿当矿工。当时甭提多高兴了，因为小学时看过苏联电影《顿巴斯矿工》，那飞转的天轮，丰盛的俄罗斯大餐，都是我日夜向往的。现实是严峻的，煤矿在贺兰山深处，四周高山峻岭，寸草不生，汽车从山下盘山越岭开3个小时才能到矿上。这里以前是个劳改煤矿，1966年劳改犯撤走后，从东北、甘肃调了一些老矿工，又招了不少农民、知青，建了个煤炭部所属的卫东煤矿。由于当时国家经济不好，再加交通不便，吃的是高粱面，穿的是再生布，许多老工人几年都没有下过山。至于文化生活，除了喝酒、打扑克，几乎一片空白。

　　1972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上面传来喜讯：中国某某文工团要来慰问演出，并指示矿上一定要作为政治任务搞好招待。我当时26岁，英俊有文化，被抽去搞接待。矿务局专门来了督导组，招待所的被褥全部买新的，矿上的东西全不能吃，到内蒙古去拉牛奶、鲜肉，到陕西去拉泉水、蔬菜。老矿工说，怪怪，这是皇上来了啊！

　　“五一”节中午刚过，演出开始，歌舞杂技，确实不错，矿工激奋，掌声雷动。尤其是邓玉华的一曲电影《地道战》原唱，更是欢呼声地动山摇。最后是一折小话剧，说的是一个社会上的护士和矿工恋爱，不久发现煤矿工人又累又脏，要吹。后来在一次事故时，这个矿工用身体抵住了塌方，当上了英雄模范，于是两人终结秦晋之好，有似现今手榴弹炸日机的神剧。矿工边看边嘀咕：这塌方能挡住，简直赛过《封神榜》里的土行孙了。我觉得是胡编乱造在耍外行！

　　我回到宿舍，越想越气，决心不吃馒头也要争口气，我们矿工自己来写真家伙。于是找了几张纸写了起来，因为有生活，写起来特别顺手。到深夜，一篇以矿灯房一对男女矿工共同搞技术革新而恋爱的4000字小说拉出了初稿。当我想了想，把《女充电工》题目写上，时钟刚过12点，顿时觉得过了一个有生以来最有意义的“五一”节。

　　第二天早上，因我参加接待，和文工团已熟，于是就拿着稿子兴冲冲地去招待所找一个姓顾的编剧。他刚起床，30多岁，白白胖胖，头发油亮，保养得很好。他听说我来请教小说，懒懒地又躺到了床上：念。我站在床边念，他眯眼睛躺着，不知在想什么。我念完，他一骨碌翻起身说：小余啊，小说不是那么好写的。要讲结构，要塑人物，你一个工人有这个才能吗？你还是做好本职工作，多出煤，出好煤，为无产阶级专政贡献力量吧。说完，哼着曲子吃早饭去了。

　　我不信这个邪，把小说改了两稿，寄到《宁夏文艺》（《朔方》文学杂志前身），不到两个月发表了。从此，我走上了业余文学创作的道路。

　　时间又过了25年。

　　1997年，就在“五一”节前夕，我接到中国作家协会和煤炭文学基金会联合主办的全国“乌金文学奖”评委会通知，说是我的长篇小说《煤魂》获奖，并邀请我到北京参加颁奖会。于是，我从杭州乘火车来到了在北京中关村的中国煤炭干部学院。在报到处，我猛地看到一个头发花白的胖老头：顾编剧！他停下登记的笔，凝视了好一会才认出了我：小余啊，还是你们工人有本事，获奖了。你看我写不出东西，转到煤炭文联打杂，明年要退休了。

　　“五一”节当天开了颁奖大会，晚上开联欢会。主持人要我们小说获奖人集体出个节目，来自天南海北的我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后我提议还是唱老歌《咱们工人有力量》吧。咱们工人有力量，嗨！咱们工人有力量……唱着唱着，我热血沸腾，热泪盈眶。如今，我们工人再也不只是抡锤砸铁的人了，已在科技、教育、医学、文体等各方面发力，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正在缩小，工人就是干活流汗的形象，也在人们的意识中变得模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