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6月上旬，发生在贵州省毕节市的4名留守儿童服毒自杀的悲剧，至今令人唏嘘。

　　刚刚过去的端午小长假，是一个阖家团圆的节日。可是对那些在外打工的外来务工人员来说，他们很难和自己的孩子共度端午，只能是在愧疚和遗憾中过节！

　　一个残酷的事实是，留守儿童已经成为中国长期的城乡二元体系松动的一群“社会性孤儿”。一方面，他们的父母到城里打工拼命挣钱，争取或获得了另一种生存方式；另一方面，他们又因为在城市里，因为体制根源，无法将他们的子女带进城里，留在自己的身边。留守儿童虽然有父母，但是他们依然不得不接受“骨肉分离”的现实。

　　到2014年，中国的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超过6100万。国家卫计委今年5月公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显示，农村留守儿童占比超过1/3，留守老人接近1/4。留守家庭成为常态家庭模式。

　　据资料显示，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检出率高达57.14%，且父母打工年限越长，孩子的心理问题越严重。他们虽然隅居农村看似与我们毫不相干，可是谁又能无视他们的存在和将来对社会的影响？留守儿童不只是一群缺少父母照看的人，他们是这个时代的“孤儿”，他们的成长与中国的未来息息相关。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涌入浙江，他们在为浙江的经济建设和发展贡献着青春年华的同时，却不得不承受着“骨肉分离”的现实之痛！那么，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我们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从今天起，本报记者将深入各企业工地，寻访那些外来工和留守儿童之间的感人故事，探寻破解“社会性孤儿”的根本之道。欢迎广大读者积极为我们的报道建言献策、提供线索。

　　记者王海霞　实习生蔡甜甜报道　每卖一个鸡蛋饼，每送一桶水，意味着能给孩子多买些东西以及慢慢攒够大学学费。离家打工7年，黄菊萍夫妻对不能陪着9岁儿子何勇成长，心怀内疚，他们寄希望儿子将来能上大学改变命运，不用再过父辈这样的日子。

　　“多攒点钱，给孩子多买点东西”

　　近日的一个早上，在杭州下沙大学城，黄菊萍围着她的鸡蛋煎饼摊忙碌着。梅雨季节闷热的天气没有一丝风，一直站在火热的炉子边，虽然时不时地用毛巾擦汗，但黄菊萍的脸上还是一直冒汗。

　　“你的鸡蛋饼好了，一共6元钱。”直到10点多，黄菊萍做好最后一个鸡蛋饼。在围裙上擦了擦油腻的双手，她一边整理摊子，一边和记者攀谈起来。

　　黄菊萍的故事要从7年前开始说起。她和丈夫何国强是河南农村人，家里较为贫困。结婚不久后，儿子何勇的出生为这个家庭带来了欢笑，也带来了更大的经济压力。隔年，夫妻俩将儿子交给了奶奶，离开老家，到杭州摆摊卖起了鸡蛋煎饼。

　　“我们没文化，找不到其他活，只能干这个。”凌晨三四点起床出摊，晚上最早9点收摊，一天赶3个地方。几年下来，黄菊萍摸透了鸡蛋饼生意的门道。“早上5点多，在工地附近摆摊，工人们出工前来我这儿摊个鸡蛋饼；快到７点，我就赶到居民区附近，上班的人来买；下午到晚上在车站，那里的生意好。中午可以休息一下，回去给孩子他爸做个饭。”

　　现在，何国强又在下沙一个小区找了一份送水工的工作。“这样就又多了一份收入，多攒点钱，就可以给孩子多买点东西。”

　　“2年前回家，儿子不认识我们”

　　说到9岁的儿子，黄菊萍圆圆的脸上明显多了笑容，但话里却也满是心酸。“孩子2岁，我们就出来打工，寻思着回家车费贵，就忍着不回家。”回忆起7年里两次回家时的情形，黄菊萍的眼泪忍不住溢出了眼眶。“2年前回家，儿子连我们是谁都不认识”，她一次又一次借着擦汗，悄悄地抹去了眼泪，“在家住了3天，刚和孩子亲近起来就又要出门打工了。”

　　儿子第一天上学、儿子第一次考试、儿子与同学打架了……这些生活中非常平常的事，黄菊萍夫妻却未能亲眼目睹，陪在儿子身边。“儿子很争气。”黄菊萍在何勇身上看到了希望。她说，儿子现在上小学二年级，成绩很好，每次都是班里第一。“以后一定要让他上大学，不用再过我们这样的生活。”黄菊萍说，现在夫妻俩咬紧牙关，省吃俭用，拼命赚钱，就是为了给孩子攒够以后上学的学费。

　　2年没回家了，这个暑假黄菊萍夫妻想把孩子接到杭州来，让他看看城市是怎么样的。“早就打电话和儿子说了，考完试就让来杭州，儿子没来过城里，打算带他去杭州乐园玩，再请他吃一顿洋快餐。”

　　“希望儿子别怪我们”

　　下午1点多，黄菊萍赶往一天里最后一个目的地——汽车站。她弓着腰使劲地往前踩着三轮。“那里本来就摊子多，去得晚了没有好位置，生意就会差很多，所以要早点过去。”

　　这天黄菊萍的运气不错，占到了一个好位置，很快就开张了。“美女/老板，买个鸡蛋饼吧！”每每有乘客路过，她都吆喝着揽生意。

　　晚上7点多，何国强下班了，骑着电瓶车过来帮妻子忙。他瘦瘦的，个子不高，一身青色的工作服，汗水湿透了衣背。也许是天天抬水送水上楼，何国强的背有点弯。何国强接过了妻子手里的活，娴熟地摊出一个圆圆面饼，迅速打上一个鸡蛋。黄菊萍则在一边询问顾客口味，收钱找钱，时不时帮丈夫擦擦汗。

　　对于9岁的何勇来说，爸爸妈妈更多时候是电话中传来的问候。7年前父母离家打工时他还太小，并没有什么印象。而7年中他只见过父母两次。对此，黄菊萍夫妻也是非常内疚：“苦了孩子，从小不在爸妈身边，希望他不要怪我们。”

　　也许是儿子即将来杭州了，夫妻俩愉快而默契地一直忙碌着。这天车站的乘客特别多，直到凌晨1点，夫妻俩才收摊回出租房。只是睡不到几个小时，他们又将开始忙碌而劳累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