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珍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正如诗人普希金说的那样，当一幢幢高楼大厦林立于我们这个城市的天地之间，取代了老底子的旧墙门时，那些在旧墙门洞里悄悄流过的季节和岁月，变得像美丽的梦一样，因为遥远，而格外令人怀恋了。我相信，所有曾经在杭州城里头那些旧墙门里住过的人，都有那么一点点怀旧，有那么几个不能释怀的故事，天长地久地珍藏于心中。

　　我小时候住在人民大会堂边上（即现在的延安南路）的一个墙门洞里，那个深深的庭院里住着十来户人家，那个大大的天井里堆放着每家每户的杂物，大多是靠近家门口放着的煤饼炉子、叠得很高的煤饼、引火柴，还有大大的木头脚盆、扫帚、拖把等，甚至有人把涮完后的马桶晾在门口的天井里。如果把这种原生态的状况拍成照片，由现在的我们来看，一定很美——非常市井、有生活气息。

　　其实，真正生活其中的人都是非常贫民的阶层，每户人家都有许多小伢儿，有的是一家三代四代同堂的，房子大多不大，一般都一两间房间，人和东西都太多，人又不能站在屋外，所以只好把不是太值钱的东东搁在屋子外边了。到了夏天，基本上每家都把折叠式的小桌子支起来放在天井里吃晚饭，像路边吃夜宵的排档一样。小伢儿端个碗盏从这家的饭桌串到那家的桌子是很正常的。有好吃的东东，大多是要分享的，谁要是关起门来吃独食儿，肯定要受到左邻右舍声讨的。哪怕是冬天也一样，因为在煎带鱼鲞、炖红烧肉时，煤饼炉都在门口的天井里呢。

　　住墙门房子，邻里关系真的密切得像老话说的一样——远亲不如近邻。我爸在部队常年不回家，妈妈是个上班族，我很小时都是隔壁邻舍们轮流抱大的，特别是我家贴隔壁的小花姆妈，比我自己的妈妈管得我还要多点。我上小学时，每天都是比我大一岁的小花和我结伴而行，她总像个小姐姐一样护着我。她家有什么好吃好玩的，从来不会忘记我的那一份，我就像她家最受宠的小女儿一样。

　　在这样的氛围里生活，即使没有什么有求于人的，每一户人家想完全独立、和别人家不搭界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大家吃的不是同一锅的饭菜，但在生活中还是有许多东西是大家共用的，比如，装在天井里的那个自来水龙头，天井里公用的地方，晾衣裳的花竹竿和公用的叉衣服的杈杈儿等，有时水龙头坏了、下水道堵了、杈杈儿断了，大多是墙门里头心灵手巧的小金叔叔修好的。其实，在这么小小一方空间里，大家要亲密无间或者相安无事地生活在一起，更加需要谦让、宽厚、善良、无私和有公德，从理论上来说，也就是对人的修养和文明度要求很高。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生活在一起的人，贫富的悬殊不能太大。

　　我们家在这个很贫民的墙门里有那么一点点特别，因为我爸爸在部队里，妈妈也有一份很不错的工作，经济条件在整个墙门里有点鹤立鸡群的味道。我们家没什么劳力，墙门里有什么公益的事务，常常是别家出力我们家就多出点钱，大家互不计较，也就没有什么是非。

　　在学龄前，我还是有点喜欢墙门式的生活，那时，我最爱听那位被大家叫做“百宝全书缺只角”的陈家阿爹（杭州话，“爷爷”的叫法）吹牛、讲故事，陈家阿爹年轻时曾经在美国做过厨师，见多识广，好像什么都知道。尤其是夏天，我们常拿一张竹椅子，坐在墙门口纳凉，摇着蒲扇，听大人们讲天南海北的故事，有时也会有些三姑六婆的嫂儿大妈交头结耳地张家长李家短地轧是轧非。

　　我上学以后，就越来越不爱和墙门洞里那些喜欢逃学的伢儿轧道了，更喜欢关起门来一个人静静地看书。好像对三奶奶、张五婶这些婆婆妈妈的女人家印象越来越不好，感觉她们很贪小便宜，常常从我家门口搬走几个煤饼，有时被我看见了就假惺惺地说，借几个煤饼用用，从来就没看到她们还过。

　　理性地回忆旧墙门里的日子，其实并不仅仅是美丽，斑斑驳驳的旧墙门，杂乱无章的天井，发煤炉时的乌烟瘴气，煎鱼炸臭豆腐时油烟缭绕，最受不了还是那些喜欢探头探脑打听别人隐私、再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的女人家。因此，旧墙门并不像许多文章里写的“粉墙黛瓦、月洞花墙、庭院深深深几许，小桥流水江南人家”那样的诗意；人和人之间也许是因为朝夕相处、日久生情，而这一切都已经走远不再回来，才会觉得都是那样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