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玉和 文 / 图

　　林风眠（1900—1991）是20世纪我国最杰出的画家，如果想要寻找一位对现代中国美术最具影响力的画家，那么，非林风眠莫属了。

　　林风眠1900年秋出生在广东梅州，一座青山绿水的小城。1924年在莱茵宫举办的一次中国美术展览会上，林风眠结识了中国教育家蔡元培，在蔡元培的推荐下，出任北京国立艺专校长。1928年杭州国立艺术院成立，林风眠被任命为院长。

　　林风眠对杭州自始至终怀有挥之不去的眷恋之情，在西子湖畔度过了一生中最为辉煌的岁月，并在杭州玉泉留下了一幢小屋，而今已经成为林风眠纪念馆所在地。

　　出任杭州国立艺术院院长

　　1928年，林风眠结缘杭州，出任杭州国立艺术院院长，在杭州西子湖畔的哈同花园大礼堂行就职礼。据1928年4月11日《申报》报道：“西湖国立艺术院于九日举行开学典礼，来宾有吴稚晖等人，行礼如仪后，院长林风眠致辞，略谓西湖有许多人来访，一为游览，二为烧香，前者为此地风景好，自然美吸引，后者为拜佛。其实，佛在人心，何必远道而来，盖亦仰慕西湖之美也，而在美上，人心不知足，故有自然之美之外的创造，这是设立艺术院初衷。”艺术院门外，是蔡元培手书的“杭州国立艺术院”校碑。

　　林风眠以“学术自由，兼容并蓄”为建院方针，以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为目标。

　　林风眠聘请艺术院的教师没有门户之见。其时，画系流派甚多，众多教师、画家都有个人独特风格。陶元庆没有留过洋，其艺术个性强，也被林风眠请来，学校的学术自由空气浓厚。林风眠是一位自由主义艺术家，主张自己选择艺术之路。师生中，写实主义与抽象主义争论激烈，林处于“超脱”地位，即不支持这一派，也不贬抑那一派。师生各种流派的展览、刊物都在阐明自己观点，正如《教育大纲》中提出的：“本校艺术教育方针是不偏不倚的立场，在忠于艺术，促进吾国文化恢复其过去的荣光为目的。”

　　1935年，林风眠靠卖画和“艺专”薪水，在西子湖畔的玉泉建造了一座小屋，房屋由他亲自设计。未料，只过了两年，到了1937年，在“艺专”正在筹备建校十周年校庆之际，日本侵华战争爆发，林风眠宁静的校园生活被打破。11月中旬，日军在金山卫登陆，杭州危在旦夕，学校奉命撤离。

　　他们撤离后，“艺专”校园立刻成为日军兵营，学校没带走的画作等全被日军用大刀割成七零八落，林风眠的画作《摸索》做了日军盖马厩的防雨布了。日军占领杭州期间，林风眠玉泉的小屋也被用作伤兵医院。

　　抗战胜利后回到杭州

　　1945年，抗战胜利后，林风眠回到杭州，他从上海接回了分离8年之久的妻女，一起住进了玉泉的小屋里。当时，他虽已不再担任艺专校长，只是一个画家、普通教授，但屋内却常常有三五个知己，一起品茶论道；学生时时登门求教，谈不上门庭若市，也不算寂寞。

　　他重新修缮了被破坏的旧居，并在屋顶上增建了一个大画室，四面铜窗，中间摆着一个大画桌和一张大床，小阳台种了许多仙人掌，站在阳台上可眺望湖边景色，楼下有大客厅和4个小卧房、卫生间，客厅书架上堆满画册和书籍，还有许多古典音乐唱片，墙上经常更换他自己的作品。他的夫人、女儿蒂娜，以及后来成为女婿的奥籍犹太人卡门和他生活在一起。

　　夫人经常往来于沪、杭之间，帮着料理家务。他们一家4口人有4种不同血统，夫人是法国人，女婿是奥地利人，女儿则是中法混血。女儿婚事由夫人做主，卡门是一个到中国避难的远房亲戚，做过牙医。

　　林风眠不当校长了，没有了杂务，一身轻松，由此，画画时间多了，这也成就了他一生创作的巅峰。他的大部分时间在玉泉小屋内作画，闭门谢客。不过，仍有不少同事及朋友来访，傅雷、赵无极、苏天赐等人是林家常客，也有不少艺术界的追随者登门拜访，例如，黄永玉、吴冠中、金明玉等人常常带画请恩师赐教。

　　林风眠在玉泉家中常举行小型派对，学生也为老师做生日庆典。

　　有一次，林风眠还在小屋内为他的学生苏天赐、凌环如举行了婚礼。苏、凌两人在战乱中失去了双亲，他像慈父一样为他们在家中主持了结婚仪式。

　　艺专学生喜欢到林风眠家做客，他们学画、唱歌、演戏，经常三两结伴来到马岭山下，坐在玉泉寺的山门旁或凉亭的石板凳上，聆听从林家客厅里传出来的悠扬音乐，有贝多芬、肖邦、莫扎特、李斯特，有时也聆听令人销魂的意大利女高音歌唱家尼莉的歌唱。

　　1947年冬，马思聪在“艺专”礼堂演出，林风眠陪同妻子、女儿、女婿前来观赏他演奏的《圣母颂》、《西藏音诗》等。结束后，马思聪为答谢东道主的帮忙，在楼外楼餐馆设宴款待林风眠一家与艺专师生。席上，林先生身着一件西式草绿夹克，一顶黑色法兰西小帽，目光深邃，丝毫没有大画家的架子，用略带广东口音的国语向大家致谢，话不多，却“令人印象至深”。

　　住在玉泉的这段时间，林先生除了去“艺专”上课，其余时间仍然是画画，题材多为仕女、风景、花卉，还有猫、秋鹭、公鸡、猫头鹰等。

　　他常常画到深夜，然后摆到地板上。次日早晨起来挑选，满意的留着，多数被撕掉了。他的这个习惯延续了他的一生。林风眠虽使用的是水墨工具，但是不受限制，夹进了水彩色、水粉色，用的画笔除色筋笔外，主要是大号毛笔和各种刷子，他深切地了解到水墨画上用色很难，水墨以墨为主，加进色彩就得与墨协调，这种画法至为不易，所以，他作画时非常谨慎。

　　1950年农历十月初一是林风眠50岁生日，也是他在玉泉小屋内度过的最后一个生日，他的几位学生与同事过来祝贺，其中有关良、邓白等人。没有过多久，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了，稍后学校进行了教学改革，过左的思潮愈演愈烈，人们把林风眠挂在卧室里从没有公开过的《黑衣女像》拿出来大加批判。1951年初，学校组织了一次批判会，一批师生被冠以“新派画集团”进行批判，有人追根求源，林风眠就成了“形式主义祖师爷”，这也构成了林风眠辞职的直接原因。1951年，风眠辞职离开杭州，这次一走，再也没有回来。

　　到上海，独居旧楼27年

　　林风眠到上海后，一家人住在一位法国朋友的旧楼内，家里生活费由夫人教法语维持。有时，夫人通过法国领馆卖点画作度日，但仍不能维持家庭开销。于是，林风眠给人做家教，收入时断时续。

　　到了1954年，华东美术家协会成立，主席是刘开渠，副主席是赖少其、丰子恺等人，林风眠是理事。美协可以给点生活费，但是规定画家每月需要拿出一张画交给美协。要画画就要买画纸、颜料等，林风眠家里开销仍旧非常紧张。

　　1956年，国家允许侨民归国，他的妻子、女儿、女婿离开了上海，远走巴西定居。妻女走了后，林风眠孤身一人住在上海旧楼中，一住就是27年。

　　那时，他的绘画不好卖，10元钱都卖不出去，但是，也有“识货”的人，有个人一次买了4幅，跑到美国后，发了一笔小财。

　　1961年，林风眠玉泉的小屋以7000元人民币的价格被收归国有。

　　“文革”时，林风眠被关进监狱，罪名是在任杭州“艺专”校长时聘请外国教授，有“里通外国”的确凿证据，为此在牢狱中整整待了5年。直到1972年，他的弟弟回国探望哥哥，在周总理与廖承志的关心下，林风眠以“无确凿证据，应予释放”的结论结束了牢狱生涯。

　　1977年10月26日，林风眠离开了奋斗78年的内地抵达香港，住在堂弟林汝祥家中。一见面，林风眠不无感慨地说：“我一生落落，什么家产也没有，只带了40幅画出来。”堂弟笑着说：“不要难过，只要‘画画机器’还在就好了。”

　　林风眠离开大陆之后，非常怀念西湖，画了不少苏堤、西湖春秋等画作，无论是谁看了这些画都会感觉仿佛置身于西湖美景之中，杨柳由绿转淡墨、远山与拱桥……一派江南明媚清秀的怡人景色。从他的画作中，人们不难窥探到，虽然林风眠晚年寄居异乡，但是，他的心始终不渝地留在西子湖畔，留在了他创作巅峰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