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大新

　　孔子曾对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这就是著名的“鲤庭承训”。后来，孔氏子孙便以“诗礼传家”作为自己的家学风范；

　　屈原《离骚》开口便道：“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而后又提到自己名字的来历：“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正则”就是公正而有法则。突出了屈原风骨的渊源、高洁正直的家风。

　　孔子、屈原生活的时代距今都2000多年了，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家风文化绵绵不绝。

　　三国时诸葛亮的《家训》可以说家喻户晓，至今，他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仍高悬于各种办公场所和私人书房；明代朱柏庐《治家格言》一句“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仍为人们耳熟能详；清代曾文正公的家书，更曾经是许多政经人物案头之书；家风文化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依然浓厚，以致《傅雷家书》成为一时的畅销书籍。

　　今天，当我们述及现代一批大师级学人，如陈寅恪、梁漱溟、俞平伯等人的时候，都会感叹他们的家学渊源。除了他们自身超于常人的努力之外，得益于他们秉持的家训，承传的家风。家学渊源，成就了他们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使他们能够在学界独树一帜，甚至引领风气。

　　除了有形的家训、家规，家风更有无形的默化作用，后辈通过亲沐其风，心心相印，自觉传承。哈耶克谈道：“文化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人为的，既不是通过遗传承继下来的，也不是经由理性设计出来的。文化乃是一种由习得的行为规则构成的传统。”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陆昕所著《祖父陆宗达及其师友》一书中说，陆宗达（1905—1988，训诂学家，师从黄侃）为人重师恩，不表功，学述上讲包容，讨厌门户之争。这些都是陆宗达的行为方式，并没有系统地论述流传下来，但对陆昕而言，这却是实实在在的“家风”。

　　民国才女张充和口述《张家旧事》中谈到她父亲张吉友非常和蔼，爱读书，痛恨赌博，她说：“父亲爱看书不但影响了我们，连家里的佣人、保姆做的时间长了都染上了书卷气。”这些耳濡目染传承之下的家风，影响力是不在有文字的《家训》、《家规》之下的。家长们的行为方式有时是“此时无声胜有声”的。

　　在整个社会转型之际，家风、家训在当代教育中的缺失令人忧心。毛泽东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个精神就是价值观。大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家庭、一个公民，没有明晰坚定的价值观，是无以自立、自强的。2012年11月，十八大报告首次以12个词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价值观的引领与深厚的中华文化再培育，成为中国大国崛起的必要条件和有力支撑。

　　当国家对“唯GDP”的观念说“不”的时候，重发展轻文化的观念是到了非扭转不可的地步了。王尧教授在调研古村落保护情况后，谈到“把农民赶上楼”现象：以简单的“推土机方式”铲去的是中国的“乡愁”。过不多久，原先村落中那许多历史记忆、生活习俗、民间文化都将荡然无存，传统文化的根脉将被切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凭空出来的，是有中国特色的，是汲取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精华的，是植根于东方这一片热土之中的。重视文化建设，就是要精心培育核心价值观，使良好家风的生长有更好的环境和条件。

　　孟子曾细论过五种教育方式，原话是：“君子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徳者，有达才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可以看出，孟子主张的仍然是育人为主，主要手段是“时雨化之”。成德排在达才之前。我们还注意到第五种方式“私淑艾者”，意思是风范被人私自学习，影响后人，而家风几近于“私淑艾者”。

　　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元，家庭的健康与否，势必作用于社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谐。家风的重构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持之以恒，才能形成健康美好的家风、社风和民族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