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青新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乱世烽烟，弦歌不辍。那是个苍黄翻覆、陵谷变迁的大时代，包括北大清华南开在内的中国大学，为保存文化薪火而长途跋涉，南渡内迁。八年的长期坚守，任它雨打风吹，掩不住书声琅琅。这一段历史是中国大学精神的最好体现。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可用以重建过去的意象，在每一个时代，这些意象都是与社会的主导思想相一致的。

　　陈平原长期从事中国大学史研究，治学严谨，他说，“轶事不等于史实。‘神话’寄托了人们的情感，但尊重历史最好的态度，仍应该是说实话。”这是陈平原撰文的一大原则。叶圣陶和丰子恺都曾以日记形式记录逃难的艰辛和大学被炸的惨状，区别在于，丰子恺的《宜山遇炸记》系战后整理发表，而叶圣陶的《乐山被炸日记》质朴无文，更接近原始状态。因此陈平原在近作《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中引用的是后者。但这并不是说陈平原就否认文学类作品的价值。《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第三篇“岂止诗句记飘蓬”探讨抗战中西南联大教授的旧体诗作，陈平原认为，这些诗作不仅道出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心声，同时也是他们的精神底色。即使其中有文学的夸饰，或许不完全符合事实，这种表达的本身及其中透出的心态转折，同样是历史研究必须面对的对象。

　　梅贻琦、陈寅恪、闻一多……有一些名字特别闪亮。但我们不能因他们的杰出而忽视掉其他人的付出。谈起北大校长，我们首先想起蔡元培先生。陈平原研究后指出，蔡元培的意义被无限夸大了，以至无意中压抑了其他功不可没的校长，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蒋梦麟。蔡元培管理北大并非全无过失，最大的败笔就是过分强调以德治校而忽视制度建设，造成北大纪律的自由松弛，作为继任者的蒋梦麟花了很大气力来夯实蔡元培奠定的老北大基本品格。西南联大期间，张伯苓因年高留重庆，蒋梦麟常驻重庆却引来不少争议。我们总是谈论梅贻琦的贡献，却忽视了重要的一点：三校合作，最忌讳政出多门。陈平原通过翻检资料，于1945年9月6日汤用彤致胡适的信件中，找到了汤用彤从前和蒋梦麟的对话实录，为我们如今重新认识蒋梦麟提供了依据。蒋梦麟在重庆处理诸多物资事宜，他的退让其实是为梅贻琦执掌西南联大腾出了空间。汤用彤说：“此中具见先生之苦心，有识者均当相谅。”我曾读过历史学家范泓的著作，说蒋梦麟的人格魅力不如蔡元培，学问不如胡适，但办事却比他们两人高明，兼容并包而又注重建设，坚持原则又能适当放权，行政管理上很有智慧。如今两厢印鉴，想必所言非虚。我们认识历史人物，要有全面辩证的看法，而不可轻下结论。

　　同样道理，西南联大已成佳话，但历史不能忘记其他大学。《南方日报》曾经为中山大学叫屈：为什么大家都只讲联大，中大呢？确实如此。从抗战爆发到1941年底，大约八成大学迁移到内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有一些大学关闭或者内迁。他们同样在颠沛流离中坚守气节，他们的故事同样可歌可泣。目前对其他大学的研究有待深入，一方面是因为联大集结的人才最多，另一方面是因为联大人的文章记录最多，其他学校的史料乏善可陈，因此缺少研究的对象和方向。历史研究需要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在找到更多的、更合适的解读方式之前，我们首先需要牢记，“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应当作为一个整体被追忆，而不是仅仅局限在一所大学，甚至几个人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