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习记者胡翀报道 经过事前预约，记者来到楼律师位于吴山广场附近的事务所。这位50后的中年人，中等身材，戴着一副镶边眼镜，举手投足间都透露着学者风范。办公室内仅有的几幅照片，正是楼律师当年赴日本，为细菌战受害者提起诉讼，以及今年参加反对安倍晋三作为日本领导人参拜晋国神社游行时的场景。从2002年开始，楼律师就自费投入到为细菌战受害者发起的对日诉讼，公益诉讼的官司持续至今，而作为今年杭州市首届“十大律师先锋”，话题自然而然地从那段惨痛的历史说起。

　　声援女律师首次接触对日诉讼

　　2001年，楼献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而此时的她是国内屈指可数的为细菌战受害者发起对日诉讼的律师之一。“当时细菌战受害人的维权主要是日本律师在做，他们就说，打了那么多年官司都没有出现过中国律师。”楼献告诉记者，而当时得知王选正在做这个事情，而且又了解到对方不但是自己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西溪校区）的校友，又同是义乌老乡，“她当时在做这个事情，迫切需要中国律师的声援。”

　　为了老乡和校友，更为了给中国人争口气，2002年，王选的诉讼案子在日本起诉时，楼献组织了7名中国律师作为声援团一同赴日，虽说不能站在原告席上为中国受害者慷慨激辩，但作为声援团，楼献也做了相应的准备，以实际行动对王选的诉讼进行了声援。

　　“浙江细菌战诉讼，来找我！”

　　有了第一次赴日诉讼的经历，让楼献接触了一些长期从事细菌战受害者维权的日本律师，但他们对中国律师的印象深深刺痛了他。“他们当时就说，你们中国律师就是嘴上讲讲的，精神上支持一下，物质上不会有什么帮助，也不会有行动。”听闻对方的一席话，楼献的回应掷地有声，“别人我不敢说，我可以保证，浙江省范围内的细菌战诉讼，有什么事你来找我，我保证做下去。”

　　第一次赴日声援回来后，楼献的调查工作也正式启动。找受害人、找受害人家属了解当年的情况，对楼献来说都是费力、费时、费金钱的事情。2001年楼献就获得一级律师资质，每小时3000元，是这一级别的律师在当时的收费标准。然而为细菌战受害者伸张正义，所有的走访、调查、住宿、交通，楼献都是自掏腰包。

　　因为了解到在日本打官司，对图表格外看重，楼献就在前期调查的基础上，花了一周时间做了《侵华日军1940年10月4日衢县空投鼠疫菌造成平民死亡的鉴定书》，全书1.5万字，共有8幅地图、6张表格，另有照片和图片28张。正是这份记录详实的《鉴定书》，在对日诉讼的二审阶段，让楼献作为专家出庭，进行了长达45分钟的作证，在日本法庭上，发出了中国人的声音，这样的机会来之不易。

　　尽管细菌战诉讼从2002年持续到2007年，经历了一审、二审、终审，最终以败诉告终，但楼献兑现了自己当初的承诺，而这样的公益诉讼也一直都没有停止。

　　以中国律师身份，在日本法庭发出声音

　　2013年12月26日，安倍晋三以“内阁总理大臣·安倍晋三”名义在日本靖国神社登记并正式登殿参拜，引起了周边国家和二战时受日本侵略国家的反感。

　　今年7月17日，楼献和另一名杭州律师鲍芳，以及王选等人，代表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等5国364人，集体状告日本国、安倍晋三和靖国神社。而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包括：要求法院判令被告安倍晋三作为内阁总理大臣不得参拜靖国神社；靖国神社不得接受安倍晋三作为内阁总理参拜；被告们向各位原告支付1万日元，作为对原告造成的精神损失费。

　　面对安倍的12名律师团，楼献以中国律师的身份，代表原告当庭陈词，痛斥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的危害性，然而直到庭审结束，安倍的律师团也一言未发，对于作证的内容一声不吭。

　　如今，已到了耳顺之年的楼献，唯一的遗憾就是随着时间消逝，不少战争受害者已撒手人寰，维权诉求仍遥遥无期。然而，作为一名公益律师，他相信做好自己该做的，在合适的场合发出自己作为一名律师的声音，就是对受害者、对这段历史，最好的祭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