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向民

　　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时表示，2015年全国检察机关“依法打击恶意欠薪，起诉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1688人，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毋庸置疑，打击恶意欠薪的法治力度近年来一直在加码。2011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刑法修正案，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纳入了刑法；为便于司法实务操作，201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对恶意欠薪入刑进行了司法解释。

　　恶意欠薪入刑，是法律为劳动者权益兜底。但事实上，最终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欠薪问题的毕竟还是少数。以我省为例，2015年1月至11月，全省法院新收劳动纠纷案件3.55万件，而恶意欠薪真正入刑的案件为164件，入刑的不到0.5%。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其一，恶意欠薪入刑的知晓率尚不高，恶意欠薪纳入刑法走过5年，但很多农民工对此并不了解。其二，以法律途径为自己维权，对于农民工来说，受制于文化程度等自身条件，时间长难度大，不到迫不得已，一般不会采取这种方式，这在以前各地的相关报道中也已多次提及。

　　杜绝恶意欠薪，离不开法治。实践证明，对于极度冷血的老赖，只有通过法律的威慑力才真正有效。但同时，也不可忽视了自治的力量。对于一个区域、一个企业来说，工会等群团组织应该站在杜绝恶意欠薪的最前沿。

　　这方面，我们身边不乏成功的典范。余姚市马渚镇工会“阿良工作室”就是一块具有公信力的招牌。“无欠薪镇”的底气从何来？归根结蒂在于自治的力量。近年来，“阿良工作室”从事后调解逐渐转向事前预警，一有欠薪信号，工作室第一时间介入，第一时间预警，许多欠薪苗头解决在了萌芽状态。

　　同样，在桐乡市高桥镇，也是通过工会等组织共同参与的自治形式，化解劳动关系的种种纠纷，为职工创造一种没有后顾之忧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任何时候，都别小看自治的力量，因为它代表的是群众的集体意志，代表着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在集体意志和公平正义面前，想克扣职工辛苦钱的无良老板也需要掂量掂量轻重，想想欠薪有可能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和可能为之付出的代价。

　　在法治社会不断推进的今天，我们也期待工会等群团组织更好地引领自治的职能，通过自治把欠薪问题消灭在基层、解决在第一时间，“无欠薪”终究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