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向民

　　7月14日上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多部门召开了“基本解决执行难”新闻发布会。杭州市中院表示，至6月底，全市法院执结案件32579件，并将近2万名“老赖”纳入了最高法院的“失信者名单”。除了纳入失信者名单外，“老赖”们的一切高消费行为都会被限制，出境或办理护照也不可能。此外，杭州法院与有关部门联合，对“老赖”在融资信贷、招标投标、资质认定等方面加以限制，子女不能就读贵族学校，严重时还将面临刑事追责。

　　执行难让多少债权人讨回了公道却讨不回欠债。“老赖”之可恨，自不必多言。年初两会上，最高法院院长周强表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杭州市中院用一组数字，呼应了最高院的工作目标。

　　基本解决执行难，关键在于提高“老赖”的失信成本，使之处于一次失信处处受限的境地。杭州市中院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包括出国出境、融资信贷、招标投标、资质认定等在内的一系列限制“老赖”的措施，其中最引发人们关注的是，规定“老赖”子女不能就读贵族学校。当天，各大媒体不约而同以此作为新闻标题，可见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新闻眼。

　　当然，也有人提出疑问，认为“老赖”子女上学受限是否侵犯了教育权。这里需要明确的是，限制不是禁止，而且这条限令既合情理，也合法理。

　　从情理上看，正如杭州市中院执行局相关负责人所言，很多执行案件中的申请人因收不回执行款，生活陷入困境，子女入学的经济来源都成问题。而有的“老赖”却把子女送进收费颇高的民办学校读书，这当然不合情理。

　　从法理上看，去年7月最高法院发布的《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修订版，明确了“老赖”被限制的9种高消费行为，其中就包括“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杭州部分民办中小学的学费每年基本在2万元以上，甚至更高，这显然属于高消费。因此，对“老赖”子女上此类贵族学校发布限令，符合法理。

　　失信就会受限，就会一定程度上失去选择和自由，只有当失信成本突破“老赖”承受的临界点，全社会的诚信才能上升到人们所期待的制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