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忠友

　　12月4日，是国家宪法日，位于杭州北山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于当天隆重开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陈列馆开馆作重要指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王晨宣布开馆，并与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夏宝龙为陈列馆揭幕。

　　作为我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地，杭州见证了这一段永远载入史册的历史。

　　毛泽东亲率宪法起草小组来杭州

　　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想制定一部国家宪法，用来治理国家。但由于当时一些边远地方和沿海的一些岛屿尚未解放，逃往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与潜伏在大陆的敌特分子还在蓄谋反攻大陆或搞破坏活动；中央和地方的各项工作刚刚展开，千头万绪、非常繁杂；加上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所以宪法起草工作就耽搁了好几年时间。

　　1952年10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受毛泽东的委托，就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向斯大林征求意见，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的设想。斯大林赞成中共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同时提出，为了驳斥国际上敌对势力对新中国的攻击和便于中国更好地开展建设事业，中国应该将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的时间提前。

　　1952年12月24日，全国政协常委会举行扩大会议，一致同意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决定由全国政协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建议，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7条第10款的规定，筹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制定新中国宪法。

　　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举行第20次会议，具体讨论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制定宪法的问题。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以朱德、宋庆龄、李济深、邓小平等32人为委员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开始准备宪法起草前的工作。

　　1953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为避开繁忙公务，决定党中央主席毛泽东休假一段时间，这期间由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代替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毛泽东则集中精力着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指定了一个宪法起草小组，成员有陈伯达、李维汉、胡乔木和田家英等（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都是毛泽东身边的“大秀才”），由毛泽东亲自挂帅，并以政务院内务部为主组成宪法起草办公室，收集相关材料。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的当天下午4时，毛泽东即率领宪法起草小组的主要成员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乘上了南下专列，离开北京前往杭州。在随行的人员中，还有负责毛泽东在杭的事务性工作和与在北京的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联系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负责毛泽东保卫工作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和中央警卫处处长汪东兴，负责机要工作的叶子龙等人。

　　1953年12月27日凌晨，宪法起草小组一行的专列到达杭州时，时任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浙江省委常委兼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李丰平、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王芳等前往车站迎接。出站后，毛泽东一行乘上早已准备好的几辆红旗轿车，沿着杭州环城东路、解放路往西湖行进。在车子开到南山路时，毛泽东看到西湖如诗似画的夜景，心情也顿时轻松起来，还向坐在身边的人讲述柳浪闻莺、雷峰塔、三潭印月等景观的小故事。

　　毛泽东等人住进刘庄1号楼

　　谭启龙为了让毛泽东和宪法起草小组成员有一个良好的写作环境，经请示已调往上海任华东局第三书记的前浙江省委书记谭震林同意，把毛泽东等人的住处安排在了刘庄1号楼（现为西湖国宾馆的“主席楼”）。

　　刘庄，位于西湖西南湖畔、丁家山南麓，为晚清广东香山人刘学询所筑。据史料记载：清光绪五年，刘学询考中举人。光绪十二年，他进京会试，中“丙戌科第一百五十六名进士”，南归途经西湖，不由得赞叹“故乡无此好湖山”。当天，他涉足杨公堤，见卧龙桥边之宋庄(今名“郭庄”)，好生羡慕，遂以“新科举人”名义上门求见，不料遭主人婉拒。自此，他发誓要在西湖边筑园，并数倍于宋庄。1898年，43岁的刘学询重返杭州，以每亩200银元的高价，购置了丁家山南麓紧傍西湖的大片土地，历时8年、耗资10万银两，于1905年底完成了刘庄这一浩繁的工程，取名“水竹居”。抗日战争时，刘庄主人全家逃离，一度让日寇占用，抗战胜利后才回归。建国以后，刘学询的八姨太、刘庄最后的女主人范媛英于1953年初把刘庄上交给了国家。随后，刘庄成为了浙江省委第一招待所。上世纪70年代接待外宾时又称为“西湖宾馆”，1986年开始改称为“西湖国宾馆”。

　　因为刘庄一面临湖、一面靠山，环境幽静，空气清新，而且与杭州城隔湖相望，一般人都不会去，保卫工作比较好做。于是，毛泽东与负责警卫和机要工作的汪东兴、叶子龙等都被安排住在刘庄。

　　此外，谭启龙把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公安部长罗瑞卿等安排住在杭州南山路113号原来蒋介石、宋美龄的别墅里（现为大华饭店分部）。谭启龙还把自己的家从北山街84号大院内的30号搬出来，让给宪法起草小组办公用，他自己则搬到面积较小的孤山路1号居住。北山路84号大院，原是国民党京沪杭警备区司令汤恩伯的公馆，里面的30号楼有两幢房子，一幢是楼房，一幢是平房，毛主席就选在安静又安全的平房里办公，起草宪法，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则在主楼上办公和住宿。

　　为起草宪法呕心沥血

　　为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杨尚昆、叶子龙等在刘庄毛泽东房间里和84号大院的临时办公室里摆放了从北京带来的中外许多国家的宪法中译本，让毛泽东阅读。毛泽东有时还在书上作了批语或划了红线，并转交给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这三位起草成员看。他认为制定本国宪法，参照别国宪法和中国历史上有过的宪法是完全必要的。他要求宪法起草小组认真学习和比较世界上各种类型的宪法，吸取人类的共同文明成果为我所用。

　　1954年1月7日，在杭州南山路113号召开的宪法起草工作会上，毛泽东首先提出了起草的指导思想和编写原则，他说：“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从党的主席到普通老百姓都要遵守，这个规矩要立好。我们社会主义的宪法，一要坚持人民民主的原则，二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在具体条文上又要体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要简单、明了。”1954年1月10日，毛泽东又主持宪法起草小组“关于制订宪法工作计划”的会议。1954年1月15日，毛泽东将《关于制订宪法的工作计划》电告在京的刘少奇及中央各同志，并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在京中央委员开列了五类宪法名录,毛泽东在信中要求他们抽时间阅看，为讨论宪法草案做准备，以博采众长，为我所用。

　　毛泽东有白天睡觉、晚上工作的习惯，他每天下午3时乘车从刘庄出发，绕道杭州西山路，经过岳王庙，来到北山路84号大院内30号办公。从1954年1月9日起，宪法起草小组就投入到紧张的起草工作之中，毛泽东更是夜以继日地工作，除了指导宪法起草工作，晚上还要听刘少奇有关当天情况的电话请示和汇报；有些重要的事情，则由周恩来、邓小平“飞”到杭州当面请示汇报。还有中央机要部门每天有大量的重要文件送来，要他亲自批阅，所以几乎天天一干就是一个通宵，早上才赶回刘庄睡觉，下午3时再来办公，可以说为起草宪法呕心沥血。

　　讨论、修改，一南一北同时进行

　　在毛泽东的主持下，新中国宪法起草工作进展顺利。特别是宪法起草小组成员的“笔杆子”胡乔木、田家英等到杭州后，心情非常好，工作很积极。

　　1954年2月17日，毛泽东和宪法起草成员就写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初稿）。毛泽东当晚10时亲笔给刘少奇和中央书记处同志写了一封信，并派机要人员张一平于次日将宪法初稿和信急送北京。

　　1954年2月20日，刘少奇便召集在京的中央委员开会，对宪法草案的初稿进行了讨论。尔后，起草小组对初稿进行了两次修改，分别拿出了“二读稿”“三读稿”，毛泽东又派人于2月24日、26日送给在北京的刘少奇，由中央委员阅看。

　　1954年2月28日至3月1日，刘少奇又两次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三读稿”。就这样，讨论、修改工作在南北两地分头同时进行：杭州方面，毛泽东主持起草小组一次次修改；北京城里，刘少奇召集中央有关人员一次次讨论。北京方面讨论一次，意见发到杭州，杭州方面就修改一次，然后又将修改稿传回北京。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由董必武等同志组成研究小组，并聘请周鲠生、钱瑞升为法律顾问，聘请叶圣陶、吕叔湘为语文顾问，对“三读稿”进行了认真仔细地研究修改。1954年3月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四读稿”。

　　这是一场艰难的“大战役”，到后期，每个人都很疲惫了。毛泽东平时仅靠多抽烟提神，工作人员怕影响他身体健康，就泡龙井茶给他喝。果然这一招还有用，毛泽东茶喝多了，烟就少抽了一些。而且他在下班时把茶杯里茶渣都吃掉，他说“这个东西很有营养，倒掉太浪费了”。工作人员劝毛泽东不要老在室内忙乎，所以他偶尔也会抽空去爬爬北高峰、玉皇山，并到杭州郊区农村和新登县（现属富阳）搞一些调查研究。

　　1954年3月中旬，起草小组圆满完成宪法草案的起草任务，第一部宪法在杭州初具雏形。毛主席亲自率领的宪法起草小组从1953年12月27日进驻杭州，至1954年3月15日离杭返京，历时2个月又18天。

　　1954年9月15日下午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毛泽东亲自主持大会。在这天的会议上，刘少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委托，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1954年9月20日在全体大会上，出席会议的1197名代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进行表决，结果得赞成票1197票，一致通过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简称“五四宪法”）。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颁布实施，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杭州也因此成为“五四宪法”的起草地，享受着独特的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