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向民

　　前段时间，一首神曲《感觉身体被掏空》横空出世，迅速刷遍朋友圈。原因之一是歌词唱出了当前许多上班族的心声——过度劳累，透支健康。最近，苏州一个24岁的工程师，不抽烟不喝酒，无不良嗜好，却因为加班频繁而猝死。“过劳”似乎已成中国职场的常态，巨大的工作压力导致我国每年“过劳死”的人数达60万人，已超越日本成为“过劳死”第一大国。“过劳死”的威胁对象已从体力劳动者转向脑力劳动者，且呈年轻化趋势。而这已不是哪个行业独有的现象，广告、媒体、医疗以及金融等行业都没有幸免（据12月11日《扬州晚报》）。

　　IT行业从业者自嘲是“看不到太阳的人”。早上出门上班，天还没亮；晚上下班回家，已是皓月当空。是这些单位无视《劳动法》规定的工作时间吗？还真不好这么说。通常情况下，单位并不要求职员早到晚走，但工作量摆在那，想和太阳保持同步的“作息时间”，变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那么，问题来了。假如因为这种原因导致过劳，甚至出现“过劳死”这样的极端状况，往往很难追究单位的法律责任。单位会堂而皇之地说，作息时间表订在制度里贴在墙面上，员工自愿留在单位工作，这和单位无关。至于有些员工把活带到家里干，出了身体状况就更说不清楚了，谁能证明过劳和工作有关联呢？基本上，过劳的后果只能由员工自己承担。

　　当然，过劳现象有员工看重功利，急于求成的心理因素，但更多的情形是，单位压在员工身上的工作量已经到了身体无法承受之重。与体力劳动者可以通过计时、计件简单明了地确定工作量不同的是，很多脑力劳动者的工作往往无法量化，一个课题，该用多少时间，该花多少精力，根本没有衡量的尺度，员工除了与时间赛跑，别无出路。

　　因此，诸如此类的“隐性加班”比之于单位指定的显性加班，压力更大，事后维权更难。给“隐性加班”一个说法，这也是出给各级工会的一个题目，在工资集体协商逐渐普及的背景之下，如何把脑力劳动纳入其中，明确工作量、工作时间等要素，通过民主协商，维护职工权益，避免过劳现象的频发，亟待“娘家人”来破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