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柒斤

　　清明时节提起碑，一般皆指墓碑，其义正如唐代陆龟蒙所言：“碑者，悲也。”但即使“碑”确有悲意，早已被中国人的聪明智慧所化解：“碑”，即刻上文字纪念事业、功勋或作为标记的石头。于是，人们不仅喜欢在坟头立碑，而且偏爱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娱乐等诸方面竖碑，就连三国末期第一人杜预也难逃“碑”的诱惑。

　　《晋书》卷三十四“杜预传”载：杜预好后世名，常言：“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刻石为二碑,记其勋绩，一沉万山之下，一立岘山之上，曰：“焉知此后不为陵谷乎？”宋人庄绰在史料笔记《鸡肋编》卷上对此进行了点评：“余尝守官襄阳，求岘山之碑久已无见，而万山之下，汉水故道去邓城数十里，屡已迁徙，石沉土下，那有出期？二碑之设，亦徒劳耳。”这表明到宋代，杜预沉江的石碑早已荡然无存。

　　其实，稍有历史常识的人皆知，公元222年生于西安的杜预虽是“官二代”，却非那种只知享乐的纨绔子弟：他虽从小就是令人恐怖的学霸、文理工科的通才，但直到30岁后才做官，可谓大器晚成。《晋书》说，杜预在朝中7年，改革各类政务不可胜数，参与《晋律》《历法》修订，朝廷内外称颂，人颂他为“杜武库”，说没有他不参与成功的；

　　杜预既不会骑马，射击也非常糟糕，但凭超人的智慧，他成为三国终结者、西晋实现大一统的第一功臣；

　　到荆州任地方官，他大兴水利，既解决了长江排洪问题、改善了荆州南北间漕运，又使1万余顷农田受益，被老百姓称为“杜父”；

　　他虽是司马懿女婿，不仅“结交接物，恭而有礼，问无所隐，诲人不倦，敏于事而慎于言，既立功之后，从容无事，乃耽思经籍”，而且“立身清俭，被服率素，禄俸所资，皆以赡给九族，赏赐军士，家无余财”。

　　仅凭这些，西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大清官杜预就足以青史留名、令后人难忘，何况他还有一大癖好即“左传癖”，他替《左传》作的注解，至今还被反复引用。他创立的“守弱”学说使其名在后来的史书中反复出现。杜预十三世孙、“一览众山小”的诗圣杜甫也常搬出这位先祖嘚瑟。公元647年，杜预成为唐太宗诏令配享孔子的22名历代先贤大儒之一。更令人称羡的是，杜预还是明朝之前唯一同时进入文庙和武庙的历史人物。

　　然而，完美得几乎可成圣人的杜预，因生前“缺乏自信”，闹出了“沉碑传名”的笑话。往深里说，岂不也是“名心难化”？

　　按马斯洛的理论，生理需求只不过是人的“低级需求”，向上看，尚有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实现梦想的需求，最后两样才是“高级需求”。所谓“名心”便在此。杜预的前半生，在公众心目中就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官家子弟。入仕后，凭借过人的智慧、宽广的胸襟、高尚的品德、爱民的情怀，特别是骄人的业绩和功德，社会地位一直很高，早已赢取了生前身后名了，可谓满足了人的“高级需求”，完全没必要以“沉碑”的形式扬名后世了。亦因此，我怀疑杜预“沉碑”，是不是故意留点瑕疵，供后世文人墨客消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