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据媒体报道，近日公安部部署启动机动车牌管理改革程序，推广应用全国统一选号系统和号牌生产管理系统，优化管理服务，健全监管制度。保证号牌发放更加阳光透明、更加便民高效，不断提升广大车主切身感受和满意度，不断提升公安机关执法公信力。

　　车有贵贱，牌有高低，前者的价格摆在明处，后者的猫腻藏在江湖。行走在路权平等的大道上，不同车牌号之间也隐喻着身份与阶层的“暗语”。有人狂傲，有人自矜，有人戳脊梁骨。车牌上缭绕着裹脚布味的数字迷信，也寄寓着权钱能耐的不尽联想。

　　因为“好车牌”是稀缺资源，寻租与自肥的故事从未禁绝过。2015年，媒体曾报道，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原局长宋建国，为不少人在办“京A”车牌等事宜上提供帮助，索取、非法收受财物共计价值2390余万元。同年，媒体还曝光了上海车牌大案，“内鬼车牌”高达5000张，前后长达10年……车牌、尤其是“好车牌”可以体制外流通，在若干年前几乎是路人皆知的明规则。栽倒在车牌配置上的人与事，恐怕虚耗了纪检部门不少资源。

　　车牌号本来只是一个交通管理识别符号，并无特别的附加意义，但在流俗炒作之下、权钱勾兑之间，立马成为含义隽永的VIP。这里其实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公务用车的“O号”偏好。二是权贵阶层的数字迷信。说到底，无非是特权之彰显。这些年来，不少地方部门已经在车改洪流中主动“泯然于众”。比如早在2014年，武汉市公安局公务用车“鄂O”号牌就启动了更换工作，公安专段号牌的公务用车换发“鄂A”普通号牌，并被纳入公务车管理。类似这样的变革，颇受好评。

　　根据公安部新规，机动车牌管理改革将实现“三个统一”：统一号牌号码发放，号码资源全部通过计算机系统公开向社会发放，号牌发放方式全国统一。此外，统一号池维护管理，统一号码资源监管。既然“号码资源全部公开向社会发放”，起码给公众两重期待：一是普通市民机选“好车牌”的概率真正平权；二是彻底杜绝了“好车牌”暗箱操作的牟利空间。果真如此，车牌号上变味的价值情结可能就雨打风吹去，而车牌号也真正归位于最初的数字化管理之本位。

　　一块铁皮，非要在数字排列上分出“三六九等”出来，还裹挟着权力长袖善舞的诸般魅影，实在与公共治理现代化的方向背道而驰。此次改革，将让特权与特牌成为翻页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