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风吹过来
■孙昌建
江风吹过来,吹动了我17岁的青春,那青春像一片孤帆,飘在江面上。
17岁时我插队到钱塘江边。那是一个叫麦岭沙的村子,临江,不过那时这名被改作了“前进”,正如隔壁的小江村被称作“红星”。我所在的13队又叫种子队,队部就在江边。该队农忙时育种种田,剥络麻挑猪粪,农闲时种养茉莉花,当时是属于农副两手抓的。最喜还是雨天,花房姑娘们可挑挑毛线,大叔大妈讲讲荤话,呵呵,这可比现在跳广场舞有意思多了。我则在瓜子壳和扑克牌飞舞时开始背《尼布楚条约》,后来高考时我历史分数要高于语文,大约就跟江风吹过来有点关系。这里冬天的风太像一把刀子了,而夏天的烈日不一会儿就把茉莉花朵晒蔫了。我摘花永远也摘不过女知青,没办法,从此留下深深的自卑。
说我曾是一名花农,这是没错的。后来我唱崔健的《花房姑娘》,脑子里总会闪过那塘路上的一片茉莉花,白色的星星点点,像那个岁月里的小温馨。特别是冬天,一走进大棚,千万别说一片馨香,实际上那可以说是腐臭一片,因为花棚是外冷内热的,那个气味出不去很难闻的。我们的农活之一就是把一盆盆花搬到塘路上晒太阳,同时还有一个工作就是给花松土施肥。这在老农民看来是极轻松的活,但于我来说,总还是会时不时直起腰来远眺钱塘江,并且思忖着哈姆雷特式的问题:做农民还是去高考,这真是个问题!
江风吹过来,吹动了我21岁的青春,那青春仍像一片孤帆,飘在江面上。
21岁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袁浦中学当老师,仍是临江,这大概是遵循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原则”。本来我背《尼布楚条约》是想改变自己的命运,谁知条约背多了就让我暂时成了一名历史老师。每天我要从黄沙这个地方下公交车走到当时位于白茅湖的学校里,学校的位置大约就在老沙村。袁浦、黄沙、白茅湖、老沙……这些地名明白无误地告诉我,又一次回到钱塘江边了。
一个多月后我生了一场大病,准确地说我被查出了有病,然后在家里狠狠地休息了两个月,看了《宇宙》《地球》《海洋》等科普读本,好像心胸一下子被打开的样子。“复出”后我开始住校从教,于是每天晚饭之后,必定跟两位老教师散步到江边,一路闲扯人生,形散神更散,直到江水滔滔,彼此默不作声,静静地发上一回呆。那时的江水很清,有点像我的内心。现在留有印象的是,江边常有部队在训练游泳,也真是苦煞了一批北方旱鸭子;也有农民在挑灯捕鳗苗,那星星点点煞是壮观;更多的时候是寂寥空旷,尤是冬瘦枯季,今天想来真如宋画一般……
就这样江风吹过来,吹过来吹过来,一共吹了我12年,那等于是从小学到高中的12年,直到我33岁时离开江边去了西湖边工作。那个时候我家还住在今天的之江开发区内,每天上下班也一定会路过六和塔、九溪、珊瑚沙等地。后来家搬到城西之后,我也还常常回到江边,看对岸房子生长,看行船渐渐少去,会有不少感慨,尽在江中流淌。是啊,这些年我看了不少书写了不少字也走了不少路,但始终有一条钱塘江流在我的胸中,它有时澎湃有时平静,有时阴暗有时灿烂。有时我被它打来抛去摔成碎沫,有时我又将它拥入怀中枕它而眠,或是无梦任漂流,或是一梦到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