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昌建

　　江风吹过来，吹动了我17岁的青春，那青春像一片孤帆，飘在江面上。

　　17岁时我插队到钱塘江边。那是一个叫麦岭沙的村子，临江，不过那时这名被改作了“前进”，正如隔壁的小江村被称作“红星”。我所在的13队又叫种子队，队部就在江边。该队农忙时育种种田，剥络麻挑猪粪，农闲时种养茉莉花，当时是属于农副两手抓的。最喜还是雨天，花房姑娘们可挑挑毛线，大叔大妈讲讲荤话，呵呵，这可比现在跳广场舞有意思多了。我则在瓜子壳和扑克牌飞舞时开始背《尼布楚条约》，后来高考时我历史分数要高于语文，大约就跟江风吹过来有点关系。这里冬天的风太像一把刀子了，而夏天的烈日不一会儿就把茉莉花朵晒蔫了。我摘花永远也摘不过女知青，没办法，从此留下深深的自卑。

　　说我曾是一名花农，这是没错的。后来我唱崔健的《花房姑娘》，脑子里总会闪过那塘路上的一片茉莉花，白色的星星点点，像那个岁月里的小温馨。特别是冬天，一走进大棚，千万别说一片馨香，实际上那可以说是腐臭一片，因为花棚是外冷内热的，那个气味出不去很难闻的。我们的农活之一就是把一盆盆花搬到塘路上晒太阳，同时还有一个工作就是给花松土施肥。这在老农民看来是极轻松的活，但于我来说，总还是会时不时直起腰来远眺钱塘江，并且思忖着哈姆雷特式的问题：做农民还是去高考，这真是个问题！

　　江风吹过来，吹动了我21岁的青春，那青春仍像一片孤帆，飘在江面上。

　　21岁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袁浦中学当老师，仍是临江，这大概是遵循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原则”。本来我背《尼布楚条约》是想改变自己的命运，谁知条约背多了就让我暂时成了一名历史老师。每天我要从黄沙这个地方下公交车走到当时位于白茅湖的学校里，学校的位置大约就在老沙村。袁浦、黄沙、白茅湖、老沙……这些地名明白无误地告诉我，又一次回到钱塘江边了。

　　一个多月后我生了一场大病，准确地说我被查出了有病，然后在家里狠狠地休息了两个月，看了《宇宙》《地球》《海洋》等科普读本，好像心胸一下子被打开的样子。“复出”后我开始住校从教，于是每天晚饭之后，必定跟两位老教师散步到江边，一路闲扯人生，形散神更散，直到江水滔滔，彼此默不作声，静静地发上一回呆。那时的江水很清，有点像我的内心。现在留有印象的是，江边常有部队在训练游泳，也真是苦煞了一批北方旱鸭子；也有农民在挑灯捕鳗苗，那星星点点煞是壮观；更多的时候是寂寥空旷，尤是冬瘦枯季，今天想来真如宋画一般……

　　就这样江风吹过来，吹过来吹过来，一共吹了我12年，那等于是从小学到高中的12年，直到我33岁时离开江边去了西湖边工作。那个时候我家还住在今天的之江开发区内，每天上下班也一定会路过六和塔、九溪、珊瑚沙等地。后来家搬到城西之后，我也还常常回到江边，看对岸房子生长，看行船渐渐少去，会有不少感慨，尽在江中流淌。是啊，这些年我看了不少书写了不少字也走了不少路，但始终有一条钱塘江流在我的胸中，它有时澎湃有时平静，有时阴暗有时灿烂。有时我被它打来抛去摔成碎沫，有时我又将它拥入怀中枕它而眠，或是无梦任漂流，或是一梦到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