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茫

　　沈从文先生不是一位励志演讲家，但他前半生的人生路程，却有着催人奋进的力量。近读张新颖教授的《沈从文的前半生》（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3月出版），讲述湘西顽童沈岳焕如何一步步从小兵到沈从文，到北平成为文学青年，再一点点成为中国文坛举足轻重的作家。天才、勤奋以及文学青年都面临的困境，沈从文一概经历着。大时代中的文学一叶，漂泊却坚韧。

　　这部传记自1902年沈从文出生始，至1948年沈从文为悼念好友朱自清而作文终，完整讲述了前半生走出湘西，闯荡北京、上海，流转武汉、昆明、青岛等地的过程。相较于后半生在政治动荡中委曲求全，孤独、苦闷地从事历史博物馆讲解员、服饰史研究工作，他的前半生更为明朗快意，虽辗转漂泊，但对文学和爱情的追求充盈于心，颇为自在惬意，《边城》《湘西》《长河》等代表作都是前半生写下的。此时，虽也有对时局的忧虑，但是毕竟能守住内心的精神一隅，其真实朴素的思想情感都蕴藏于文字之中。读之，可一睹中国的文化环境与氛围，以及当时的文人生存状态。

　　张新颖笔下，沈从文两手空空走出湘西，闯荡更宽广的世界的时候，并非一无所有，而是携带着一个积蓄了丰富信息和能量的顽强自我。这个自我在与时代的碰撞和冲突中遭遇挫折和危机，在严峻的考验中调整、坚持、扩充，一次又一次重新发现和重新确认。前半生的传记，叙述他的辗转流荡，他的“传奇”与平常，他的哀乐与悲欢，他的“人格放光”与精神痛苦，从一开始，就与一个更大的世界联系着。沈从文以“乡下人”的主体视角，审视当时城乡对峙的现状，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丑陋，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

　　这种对人生思考的方式贯穿在《沈从文的前半生》中。“我的画成为怪东西了，因此只得搁笔，不再涂抹，不过来一个水鸟浮江图看看。”1930年，沈从文来到武汉大学任教，还未从恋爱的挫伤中恢复，在武昌又眼见许多烂污与恐怖，“觉得生存没有味道”。处于诸多苦闷中的他，常常向远在美国的好友倾诉，而这段经历展现了他对社会现状的态度。在写作《边城》的过程中，沈从文在一次返乡时忽然意识到，他正在写作的《边城》无法“对应”当年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湘西现实，那些小人物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是他应该尽力书写的。这便是《长河》的酝酿过程。

　　阅读中，印象最深的是当年“胡丁沈”三人在上海办刊物、做出版的事。1928年底，“胡丁沈”三人向胡也频的父亲借了1000元，每月三分利息，合租了萨坡赛路204号，楼下做“红黑出版处”，编《红黑》月刊，二、三楼住人。后来，人间书店请他们代编《人间》月刊，三人还以余力办起了一家小出版社。彼时胡也频25岁，丁玲24岁，沈从文年纪最长，也还不满26岁。只是不到一年的时间，沈从文和他的朋友们就关了出版社，停了刊物，背了债务，就像丁玲说的那样：“作者向商人分手，永远成为一种徒然的努力。”而今的年轻人好像比他们幸运了很多。

　　4年前，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后半生》，是当年的口碑之作，一位杰出作家在动荡的政治运动中沉浮跌宕，其复杂而漫长的心路历程令人叹惋。如今再读这本《沈从文的前半生》，正如张新颖在书前《说明》中所言：“后半生重新‘照见’了前半生，对后半生有了相对充分的了解之后，回头再看前半生，会见出新的气象，产生新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