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

　　不久前，第五届郁达夫小说奖揭晓，其中，王安忆收录在《红豆生南国》中的《向西，向西，向南》荣获了中篇小说奖。

　　小说围绕着女主人公陈玉洁从中国到德国再到美国，一路向西、向西、向南的人生轨迹，书写了在当下现代化、全球化时代背景之下，作为个体的中国人如何承受时代对人精神世界的改变，如何体验复杂难言的人生况味，而在这个身份角色似要迷失的过程中，又是如何反抗失意与彷徨，坚定地寻找属于自己的灵魂之依傍的故事。

　　作为小说大家的王安忆，显然有足够的自信凭借时代生活的“某一侧面”反映这个时代“普遍性”的问题，小人物或平静如水或百转千回的命运折射出大时代的深刻社会变革。因此她以松紧合度的叙述节奏、看似不经意的枝枝蔓蔓，将起承转合颇具中国味道的故事娓娓道来。

　　故事开端镜头闪回至上世纪90年代的柏林，女主人公陈玉洁与徐美棠的初识。一个是理性智慧体制内沪上女白领，一个是16岁时靠偷渡闯世界、经过沧桑又带着热辣辣生命温度的青田老板娘。那种海外异乡中餐馆里不期的邂逅，甚至彼此不知姓氏名谁的惊鸿一瞥，为日后二人的惺惺相惜埋下了伏笔。

　　时光流转至新世纪，小说追随着陈玉洁的脚步再向西到达美国纽约。作为准确把握全球化时代经济脉象，率先下海的一代民营企业家，陈玉洁一家迅速成为富裕阶层，但是在新世纪新一轮的经济洗牌当中因“暧昧的受益最终造成的身份的尴尬”而重新寻找新的商机，同时也是规避风险向境外转移资本和财富。小说的笔触首先指向，当这一群体的人富裕之后，当钱不再成为问题，人与人之间最宝贵的亲情关系是如何被疏离、蚕食与摧毁的。

　　当陈玉洁一家因女儿就读于纽约的大学而多次往返美国时，财富资本、生活习惯、语言交际早已在全球化时代不会成为出国的障碍，那么生活的障碍又是什么呢？真正的障碍在丈夫、女儿代表的决策性力量在美国买房定居后显现。这实则隐含着爱情、亲情在这种日益膨胀的财富浸润之下的变质，进而衍生出的“恶之花”。随着情节的渐次推进，我们看到了表面上慷慨大方、夸夸其谈，自有一套经济理论的丈夫，似乎永远站在财富的制高点上俯视全球经济，其实他早已背叛了妻子，与叫作维维安的小三儿在香港共筑“爱巢”。他积极地在纽约为妻子购房实则是变相地抛弃妻子；为妻子女儿生活、留学付出的高额费用无非是令自己不安的良心得以些许平复。这个在小说中着墨不多、多以幕后操纵者身份出现的丈夫形象，似乎代表着生活中一种司空见惯的人，面目清晰又模糊，极具代表性，可憎的“先富”而“无情”之人，总是在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理性，其实是在掩盖人性的卑劣一面。同时他又在小说中外化为女性生存艰难的叙事背景，成为女性逆袭故事的预设。也许在全球化大潮面前，这对夫妻的悲欢离合故事实在平常不过。智慧、理性、独立的妻子陈玉洁绝不是依靠丈夫的女人，但那一份身处异乡的寂寞真空与身份意识的模糊认同感，以及由此带来的孤独感，依然伤害了她的内心。小说中还用不少笔墨写了陈玉洁与女儿这样一对“亲中有疏”的母女，更印证了观念、代际的差异，对天然血缘关系的破坏。因为父母创业时期无暇顾及女儿的成长，当终于有一天可以给她锦衣玉食的生活时，却发现已然亲情淡漠，又有代际的差异总有难以理解和沟通的一面，纵然有彼此的关心，终究不能用最妥帖的方式表达，而心存隔膜。这二者带给陈玉洁的命运荒凉感，成为其与徐美棠阴差阳错的命运对接的心理基础。

　　纽约布鲁克林“牛铃”中餐馆里陈玉洁与徐美棠“人生何处不相逢”的再度邂逅，则开启了“佳人双双浴火重生”的机缘。这里我们姑且不谈女性主义所谓的“姐妹情谊”，不想为故事而生硬地搬运、套用西方的理论。单就故事本身而言，陈玉洁与徐美棠因由命运的巧合安排、个人的主动选择，而结成了惺惺相惜的“命运共同体”，说到底，还是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支撑之下，以中国人惯常的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精神做根基，不断寻找灵魂的依傍，确认自我价值实现的表达；同时亦是个体的中国人于世界现代化洪流之中寻找安身立命之所在，从而进行自我拯救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