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珍

　　老师说，从现在起你们都是外语系的学生啦，以后在教室里都要用英语交流，首先，每个人都要给自己取个英文名字。于是，有文学梦的同学叫自己马克吐温，想发财的人叫自己亨利亚当，很快都给自己找到了喜欢的名字。不过，这些名字后来都没怎么使用，因为很快就发现，彼此用“面包男、面包女、苹果、梨、橘子、土豆、番薯”等英语绰号称呼，似乎更生动、形象。想起来很有趣，这些绰号几乎全都是食物，一看就是一群经过饥荒年代的人。

　　上学时，那些和吃有关的事一直记忆犹新。其实，那时考师范学院的人多少有点想享受让国家管饭的意思。所以师范食堂的故事总是特别多。一开始，也许是食堂的人手不够，我们都是自己买一个铝的饭盒儿，每天在食堂里买好米，淘洗干净，加上水盖严盖子，然后把饭盒搁在食堂专用的架子上。食堂的师傅会负责把饭盒码好，到中午时热气腾腾的饭就蒸好了。

　　在一大堆热呼呼的饭盒中，大家奋力寻找着自己的那一盒，每一回总有那么几个不走运的人，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那盒饭。有时盒子是找到了，但里面的饭却被人吃光了！这样的结果让人欲哭无泪且愤慨：那些自己睡懒觉错过了蒸饭时间的人，却把别人的饭给吃了，很有点抢人饭碗的味道。我们总是一边骂厚颜无耻的偷饭贼，一边把自己盒里的饭匀一点出来救济被偷的同学。记得有个同学被偷了两三次后，一气之下特意用大红的油漆在盒盖上写上醒目的大字：“饭里有毒药，吃死人概不负责！”

　　说到吃菜，故事更加精彩。那时，菜也不是食堂窗口售卖的，而是按每张桌子十人份分的。一般每餐是一荤一素两大盆菜，荤菜大多为每人一块红烧肉或者大排。每到吃饭时，由桌长掌勺，给每人的饭盒里舀一勺菜和一块肉或者一块大排，大家像一大家子一样，亲亲热热围着一张大桌子吃饭，气氛那是相当不错。

　　问题是我们这一桌几乎每餐都出状况，因为我们是最后一桌，所以人特别多，有13个人，所以桌子上的两个大菜盆常常是盆满钵满特别丰盛的感觉。但我们却常常发现桌上的肉和大排总是少两块不够分。开始我们怀疑一定是哪个先到的同学多吃多占了，就像达·芬奇的油画《最后的晚餐》里的故事那样，江湖险恶，出叛徒了。

　　所以每到吃饭时间，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饿得冲向食堂，而是故意拖延时间，谁也不想因为早到而被怀疑。但肉和大排还是照样少两块，气得我们都骂食堂的师傅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强烈要求他们去数学系进修。食堂师傅表示很冤：这一桌每次都特别数过两次的哦！

　　那时也没电脑、没网络，没有BBS可供吐槽的，只好用一种很老套的方式，写了两张大字报质疑：谁偷吃了我们这桌的肉？并恳请手下留情，因为我们都一样课业繁重，且正在长身体，全靠那一块肉或大排支撑养分。

　　这种书呆子式的抗议一点效果都没有，最终大家商议决定，由刚刚突破成人线的“小东西”我，上午第四堂课翘课去抓“偷荤贼”。因为他们觉得都是老大不小的成年人，为了一块肉对撕面子抹不开，只有我还可以童言无忌一下。但他们没想到的是，那两个人实在是长得太帅了，我花痴一样看着他俩在我们餐桌上大块吃肉，早就忘记自己的特工使命了……

　　别以为只有贫穷才会限制人的想象，富人同样无法想象穷人的穷苦，正如饱汉不知饿汉饥，现在的人是很难想象，那时的我们为了一盒饭、一块肉居然可以翻脸不顾同学情。

　　曾经有人说过，人在饥饿时只有一个烦恼，吃饱以后就会生出无数烦恼。所以有不少人认为，饥饿感是一种幸福的感觉。对于物质丰盛的今天而言，这话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在物资匮乏的那时，饥饿本身没有诗意，也没有尊严。

　　我算是幸运的，从来没有忍受过饥饿，但更幸运的是我能和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做了一回同学。曾经有过一两次，因为嫌菜不好吃，我想把饭倒掉时，被我的同学劈手夺下：“这好好的白米饭怎么可以倒掉？你是没饿过啊！”他们说话时的神情比对那些偷饭盒的、偷肉吃的人更加严苛。这样，我算是间接地饿过了。

　　自此，我对餐桌间所有的浪费都零容忍。外出吃饭，若是菜点多了必定打包回家；吃自助餐，一定是吃多少取多少。对于一粥一饭，倍加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