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平

　　作为一名医生，对于手机微信中的患者，我害怕收到他们的信息，又怕长时间没有他们的音讯。直至看到他们更新的好消息，我那颗悬着的心才会落地。

　　第一次见到老蔡和玉柱是在五年前，一个异常闷热的午后。那时的老蔡头发有些灰白，健硕的肌肉在阳光的照射下黝黑发亮，更衬得身后的玉柱瘦小、孱弱。

　　因为玉柱得的是膀胱癌，一种在青年男性中极少发生的肿瘤。22岁，生活的画卷刚刚徐徐展开，却已经是第三次入院手术。所不同的是前两次都是在县里，这一次老蔡直接带玉柱来了省城的肿瘤医院。

　　玉柱斯斯文文、害害羞羞，老蔡则是大大咧咧、快人快语。每天的晨间查房，问得最多的就是老蔡。从他颠三倒四的叙述中，我大致梳理出了他们父子的故事。老蔡和玉柱来自湖南的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风景秀美却也贫穷闭塞。迫于生计，老蔡和玉柱在装修队做油漆工。我轻描淡写地说，“以后接触化学品的事还是别干了，找个轻松的活，哪怕挣得少一点。”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他们父子俩文化不高，又在人生地疏的省城，上哪儿去找一份轻松的活呢？

　　周五上午，玉柱的最后一项检查做好了。我看着报告单，不禁皱起了眉头：CT显示没有侵犯肌肉层，但肿瘤复发急需手术是确定无疑的，问题是全切还是部分切除？

　　“王医生，我儿子的病到底怎么样，膀胱还能保住吗？”老蔡看我一声不吭，不禁着急起来。

　　“肿瘤是复发了，但也不是非全切不可，这得由你们自己定。”我把选择题交给了老蔡。

　　“医生你帮着选吧，俺们也不懂啊。”老蔡显得很无助。

　　“我们是不能替病人做决定的，只能从专业的角度介绍情况。”我的回答标准简短，甚至有些冷冰冰。然而，在做了十多年医生、眼见过几次纠纷后，任谁也免不了会杯弓蛇影。

　　“那谢谢医生了，俺们回去商量一下。”原本声如洪钟的老蔡垂下了头，长长地叹了口气，缓步走出了诊室。

　　老蔡走后，我独自一人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坐了许久。因为我清楚，全膀胱并不只是老蔡说的把膀胱整个拿掉，而是要将膀胱、前列腺和精囊一并切除。这就意味着病人不仅从此失去了性功能，还要终身挂一个尿袋在身上。这让干净明朗、还未婚未育的玉柱，如何能够接受？

　　接下来的几天，我时常看见老蔡在走廊尽头不断地徘徊，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着烟。我劝阻了几次，当着我的面，老蔡恋恋不舍地把烟头掐灭，是5元一包的“白沙”牌。

　　护士碧岚告诉我，老蔡已经两天没合眼了。“这样下去，我看玉柱没事，老蔡倒要病了，这十多天都是他一个人陪的床。”碧岚的话让我想起，玉柱的母亲似乎从没有出现过，一直以来都是他们父子俩相依为命。

　　面对走廊尽头憔悴不堪的老蔡，我的心头有些酸楚，走过去轻轻拍了拍他的肩头说：“只要有可能还是要尽力保住膀胱，放疗虽然费钱，但生活质量有保障，何况全切也不能保证不复发啊！既然只是风险的大小，无论如何都要拼一拼。”老蔡抬起头，有些错愕地望着我，不住地说：“谢谢王医生，我们听你的，听你的……”

　　一周后，玉柱的手术顺利完成，可以出院了。临走的那天，父子俩特地来向我告别，而我正赶着要去手术，仓促间只留下了手机号码。

　　我希望老蔡和玉柱永远都不要拨通那个电话，因为没有电话就意味着岁月静好、安然无恙。或许，对于每一位出院的肿瘤患者而言，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