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平

　　我出生在一个山清水秀却物资匮乏的小山村，父亲是一名农村赤脚医生。在我记忆中，父亲的出诊箱内，总是装满了各式各样的宝贝。有时趁他不注意，我便偷偷地打开，扑鼻而来的酒精味，时常让我喷嚏连连。细看箱里面有听诊器、温度计，还有大大小小的药瓶，花花绿绿的药丸。我知道那是父亲与病魔战斗的武器。

　　儿时的我，因为父亲的特殊职业享了不少的“福”，时常有父亲给看过病的人到家里道谢。他们偶尔会给我带几块城里才有的糕点或糖果，让我在小伙伴面前神气许久。那时，我觉得医生这个职业真不错，既受人尊敬还有好吃的。可父亲总是告诫我，治病救人是医生的本分，不能惦记乡亲的东西，更不能要病人的馈赠。

　　父亲的笔记本上至今还歪歪扭扭地留着许多白条，那都是乡亲们赊欠的医药费，一笔又一笔，最早的可以追溯到三四十年以前。有的人本就拖欠了一大笔钱无力偿还，下次生病了还来找父亲。于是，旧债未清，新债又来，越积越多，再也还不清了。每当这时，父亲总是摆摆手说：“没有就算了。”

　　农村的夏季没有空调，乡亲们下地干活一整天酷热难耐，每当这时，父亲就会取来黄连须，早早地让母亲预备下黄连水。泡了黄连的水黄黄的，有些啤酒的样子，乡亲们端起来慢慢喝下去，清热解毒是最管用的。

　　邻居家的小孩身上长痱子，或者挨了虫咬，父亲也有办法。他将陈年的艾草取出来，熬水给小宝宝洗身子，洗过之后，身上的痱子或小红点就真的消退了。

　　父亲学贯中西，尤其擅长小儿科，曾被评为安徽省优秀乡村医生，全省仅有10个。他时常摩挲着那本红彤彤的证书对我说：“孩子你看，做医生多好啊，大家心里都记着你呢……”

　　可我知道这些荣誉的背后，是父亲43年来刻苦学习、扎根山村的奉献精神换来的。最艰难的时候，整个乡镇仅有他一个乡村医生，白天上山找草药，挎着小药箱，在田间地头走街串户；晚上挑灯夜读，学习到深夜，不断填补自己在医学领域的空白。去年，年过六旬的父亲，还参加了职业医师资格考试。一个仅有初中文化、只上过三个月赤脚医生班的老人，凭着一股“神农尝百草”的劲，最终以超过国家线30多分的成绩顺利通过了考试。在拿到职业医师资格证的那天，两鬓花白的父亲笑着说：“当了一辈子的赤脚医生，今天终于对自己有了一个交代！”

　　1997年，我高中毕业了。在填志愿时，父亲一言不发让我自己选择，我却清一色填写了国内知名的几家医学院校。因为我知道，对于父亲而言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医学教育，一辈子只能戴着“赤脚医生”的帽子给乡亲们看病。于是，我就自然而然地成了继承父亲“医钵”的希望之星，而十多年来的耳濡目染，更让我明白了“白衣天使”这四个字背后的责任。

　　光阴荏苒，如今的我早已毕业在省城的一家三甲医院工作。面对罹患癌症、悲观失望的肿瘤病人和泪眼滂沱、手足无措的患者家属，我总会想起儿时父亲迎着月色出诊的瘦削背影和他温柔宽厚的笑容。这不由促使我，努力践行医者“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