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佩蓉

　　这个月夜，一大片浮云奔涌，汇聚成梯田一般静默的云层。万家灯火的街道上空，隐约的大半个月亮，又轻又黄。我驱车往几公里之外的老家，去看婶子。

　　婶子平躺在木床上，她的双眼闭着，眼眶深深地凹陷下去，面皮好像搭在颧骨上的一张枯黄色的旧布。

　　“阿婶，阿婶，你好点么？”我柔声唤她。她努力睁开疲倦的眼皮，目光呆滞地望着我。她欠了欠上身，大概是想打个手势招呼我。终究，她微抬起的雀爪一般的右手迅速地耷拉下去，瘫在大腿的一侧。张开的嘴吐不出一丝声音。我的眼泪忍不住落下来。我看到一个健壮的生命一点点被绝症侵占。

　　一年前，婶子明显感觉双肩胛疼痛，浑身酸乏，连走路都觉得吃力。家人也没放在心上，只安慰着可能累着了，歇一歇，进进补，也许就缓过来了。她照例早出晚归，在一个鞋厂谋一份活，直到有一天突然晕厥，被紧急送往医院。容不得侥幸，CT清晰地显示脑部占位性病变，伴随静脉血栓。家人手忙脚乱地联系了上海的华山医院，婶子得以接受了脑颅手术。我去看她时，她的鼻孔插着输氧管，锁骨偏上插着输液管，腹部右下方插着导尿管。她像一张薄纸片贴在金属病床上，连抬一下眼皮的力气也没有。

　　入夜了，月光洒满了病房外的大半个休息区。米白色的抛光砖地板上，异乡的明月孤零零地晃着，微微荡漾。我独坐的身影在摇曳。我想不明白，灾难何以偏偏选择了我的婶子。

　　婶子年轻的时候，是村子里出名的手艺人。她在娘家学得绣花的活。印象中，除了农忙必须出去帮工，她总在堂屋架起绣花棚，终日端坐着。她穿针，她引线。我看她在白色的麻布上，绣出胖胖的紫葡萄，绣出妖娆的红花朵。晴朗的夏夜，婶子拿出一盏点灯，一边干镂空抽丝的杂活，一边唱起小调：八月里来秋风凉，孟姜女窗下绣鸳鸯。针儿扎在手指上，线儿绣出的是万喜良……

　　隔十天半个月，婶子会到镇上交出绣好的花布，带回来一笔工钱。每次，婶子会买一些零食来犒劳我们三四个孩子，有时分几粒“什锦糖”，有时分几根“小糕干”。

　　那些美好的旧时光，终究是一去不复返了。

　　她对那个被称作“恶性肿瘤”的疾病缺乏必要的了解。她更不会理解需在显微镜下才可窥视的病变细胞不断分裂，是可以毁掉脏器摧毁性命的。她很积极地配合治疗，甚至安慰每一个去看望她的亲友，到大医院开了大刀，挂了很多很多盐水。

　　婶子更多地躺着，身上的肉瘦尽，呼吸微弱，时常昏迷。7岁的孙子在边上，怯怯地唤她“奶奶”，她才坚强地撑开眼皮，流露出掩饰不住的渴盼。清醒的间隙，她很认真地交待身后的事：那身衣裳，要大红锦缎的。枕头底下压着的几张钞票，是留给孙子读书的。所有的亲友，自觉排好班次，一边服伺婶子，一边观察着她的变化：面色越来越灰了，瞳孔有点散开了，双脚渐渐有了冰意……

　　出灵那天，我听三叔平静地叙述着一年来熬过的每一个漫漫长夜。诉说有些断续，我只有倾听，倾听企图用金钱挽留生命的希冀，倾听对日益迫近的死亡的束手无策。很长的倾听里，我听见生命像尘埃在飘零，飘零。

　　婶子被安置在向阳的山坡上。墓碑上的笑容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