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佩蓉

　　父亲退休之后，向附近的农民谋得一块杂地。我们得以与一块土地欢喜交集。

　　朔风起时，父亲砍了蓬草，在杂地一角点了一把火。火苗“噼噼啪啪”蹦蹿，待精疲力竭，就堆出一丘草木灰。将草木灰耙开，覆上干枯的茭白叶片。此之谓养地。过了春，草木灰肥了土质，成了杂地的基肥。

　　惊蛰过后，地门打开。新生的力量从泥土中迸射，种子在温润地气的推动下发芽。黄瓜秧怯怯地探出对称的两片初叶，迎接春晖的第一次照拂。清明前后，出落得亭亭有致，有寸把高，透明的茎秆，似乎要满溢出绿色的汁液。我们隔三差五地将瓜果的皮壳、蔬菜的残叶送到菜园，护在黄瓜的根部。

　　个把月后，黄瓜长得近尺高了，茎枝伸长，抽出肥厚的三角形叶片，叶面布满白色的硬糙毛。我们找来竹竿，买来塑料绳，小心翼翼地插架、绑蔓。劳动一旦进入主动的状态，完全是享受。父亲忘记了腰腿的不适，在黄瓜地里一站就是个把小时。长到一米多高的时候，黄瓜开出嫩黄的圆筒形小花。簇生的雄花，花梗纤细；单生的雌花，花梗粗壮。每个晨昏，父亲徘徊在地头，有时掐去过细的卷须，有时细数刚垂下来的幼瓜。在父亲一日数次的注视中，幼瓜逐渐褪去尖细的毛刺，稳重成深绿的长棍状。第一根黄瓜摘下，父亲折成三截，我和母亲分得大半。父亲咬了一口，不停地问，是不是比超市买的好吃。“确实松脆，也鲜甜”，我和母亲异口同声。自己劳动所获的成果，给我们的唇齿带来奇异的口腹享受。这一年夏天，父亲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地里采摘成熟的黄瓜。我们的邻居多次得到赠予。大家的夸赞和感谢，更坚定了父亲和我伺弄这块菜地的决心。

　　番薯是入梅后扦插的。土地疏松后，父亲将菜园匀成窄窄的垄行。父亲负责隔一两尺地挖一个穴。我负责往每一个坑里浇一勺水，再撒一小撮复合肥。父亲再往坑里埋下一节番薯藤秧，用锄头压实地面。

　　端午前后，番薯藤贴着地面长出蔓。它们互相缠络，迂回前进。父亲嘱我和他一起翻藤。我们沿着沟垄，将旁逸斜出的茎节扶正。分枝过旺，我们会摘取一把，带回家。又嫩又肥的茎，褪了皮，折成寸把长，一点盐，几瓣蒜，几片姜，爆炒，是绝好的下饭菜。如果放一绺细米面，一青一白，相互映衬。那个味道呀，是清新的大地的芬芳。

　　其实，我对江南山野间极平常的番薯，是有很多记忆的。小时候，在乡村，番薯长藤了，繁茂而阔大的藤叶。表姐常常带着我，到山园地里将长藤摘下来，束成一捆。在木墩上切断，滴着白色浆液的植物便是猪的美食。表姐也会将细长的叶柄，认真地折成一节一节，连而不断，做成耳坠、项链，挂在我的耳朵上、脖颈上。我的皮肤与大地的气息亲密接触。一不小心弄断，马上又折，重新挂上。凉凉的绿意，渗出来，酥酥地痒。哎，不知何时开始，越来越多的现代人，愚蠢地隔绝了大地宽厚的地气滋养。

　　立秋之后，番薯的藤叶，“噌噌”地长。藤叶的光泽，幽暗而饱满，含着喷薄的力量。生怕藤蔓过于茂盛影响了产量，父亲再三请教了内行人，决定掐去一部分藤蔓，促使块根膨大。

　　植物有自己的钟表。立冬前后，藤叶开始枯黄。像受孕的肚腹，渐渐膨胀，垄行裂开了缝。土地稳稳地承托着硕大的根块。择一个晴朗的日子，父亲将藤叶薅去，找准植株的间隙，小心翼翼地下锄。我和母亲跟在后面，将果实按照大小分类。那些光洁的大块，分装成很多个塑料袋，各送一份给小区里上下几个楼层的邻居。有一个阶段，我们这一幢的楼道里，时常能闻到番薯米饭的甜香。

　　可惜，城市建设不断推进，我们的那块菜地被围起了高高的广告牌。我们的田园劳作不得不宣告结束。我再也没有闻到众多植物鲜活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