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正旭

　　认识作者苗勇是在十年前——阅读当年他新出版的小说《曾溪口》。这本书的起点是四川省巴中，描述了当地因为特殊的地理结构和经济状况而自然生长起来的“背二哥”的故事。多年过去，许多情节和叙述已经变得模糊，然而剧中人物在江湖人生的担当以及在诡异多变的江海生涯求生求荣的故事依然会给人以力量。

　　彼时，二十多岁的我看书犹如看戏，心性和社会阅历还在试探和摸索之中，对那些在江海里翻滚的人生尚不能切身地去理解。现在发现作者对于自己的家乡不仅有即刻的社会工作体验，也会把思想的触角深入到历史的深处，去琢磨贫穷之上普通人性里的道义如何让那些可歌可泣的理想和欲望合情合理地铺呈，而不是成为时间的碎片。

　　十年之后，苗勇的《晏阳初》问世，气息和格局有了截然不同的变化。如果说，《曾溪口》展现的是局限于巴中的独特人文历史，那么，《晏阳初》只是以巴中为起点，将一位世界级伟人重新隆重又适时地请到历史的幕前。

　　翻阅此书，会情不自禁地联系眼前，联系当下“乡村振兴”的发生和意义，并且对“平民教育”所延伸、追溯的中国乡土文明以及困境有所自觉。

　　《晏阳初》几乎囊括了晏阳初的一生，很多细节都有迹可循，阅读的过程仿佛身临其境。对一名从未了解过晏阳初的当代读者来说，这本书不仅提供了详尽的历史脉络，也记录再现了晏阳初在人生不同阶段的成长和卓越之处，读之仿佛在聆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

　　晏阳初从事平民教育、乡村建设的种子，萌发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当时晏阳初刚刚从耶鲁毕业，于1918年6月抵达法国北部的布朗，那里有5000名中国劳工，多来自山东。劳工们最需要的服务是替他们写家信。虽然信很简单，只是报个平安，但每天晚上写百余封信，还要代办汇钱手续，工作量也很可观。晏阳初决定尝试教劳工们认字。4个月后，最早跟晏阳初识字的40余人中，有35人可以写家信了。晏阳初特意请来一位美军将军主持毕业典礼，35名中国劳工，一一从将军手中领得一张大红纸写的毕业证书。根据社会学家陈达的研究，华工初到法国时，识字的仅20%左右，1920年底，识字者增至38%左右。

　　在法国的经历，改变了晏阳初的一生。从劳工身上，他有两大发现：一是这些普通人不缺少智力与热诚，他们缺少的只是受教育的机会；二是士大夫阶层对贫苦大众的无知。“表面上看，我在教他们；实际上，他们指点了我一生的方向。”晏阳初这样说。

　　在1919年4月于巴黎举办的主题为“旅法工作经验与未来中国工人福利问题”的讨论会上，晏阳初提出“平民教育运动”的议案。归国后的晏阳初，从此走上了平民教育之路。

　　1926年，怀揣耶鲁与普林斯顿双料常青藤文凭的晏阳初，与一批志同道合者一道，告别都市，来到河北定县东亭镇翟城村，开启乡村建设试验，试验持续11年，书写了现代中国历史上乡村建设试验传奇的一章。《剑桥中华民国史》在谈到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时，如是评论：“从总体上看，各种乡村建设试验最终都未得正果，日本的入侵使它们迅速烟消云散。保留下来的只是人们对乡村社会是国家建设的根本这一见解的广泛兴趣。”

　　时间已经证明，晏阳初们的精神遗产，并未烟消云散。合上书页，作者对一个人、一段历史的探索和深究结束了，然而时光交错之感久久不能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