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炜恺

　　5月中旬，宁波工惠悦读推出共读《万历十五年》活动，得到了书友的积极响应，报名的人数迅速超过以往。市总工会将赠书从计划的300本增加到500本，我也有幸获得了这本赠书。

　　亲手接过志愿者直接送到家门口的《万历十五年》，我欣喜地发现，作者黄仁宇居然是女儿正在就读的南开大学学长。送女儿入学参观校史馆时我听过介绍，受张伯苓校长“爱国三问”影响，南开大学建校百年历史上没有出过一个汉奸。而作者正是基于爱国投笔从戎参加抗战的老兵，直到1950年退伍后，才赴美继续学业，不但实现了从原来正宗理工男到历史学家的跨界，而且以46岁高龄获得了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

　　《万历十五年》，说的似乎是发生在万历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87年的事情，但是读了这本只有18万余字的著作后，发现并非如此。那年除了是“京察之年”（明代外官三年一考察，京官六年一考察，非升即走。京察之年，即考察官员的年份。——编者注），并没有什么突出事件，书中主要描写了几个历史人物，如万历皇帝、宰相张居正等，并以这几个人为中心，叙述明朝中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情况。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内阁组织、皇位继承、地方吏治，也可以看到当时的漕运、赋税、防抗倭寇等情况。作者试图通过这一部著作，从中国历史上这无关紧要的年头出发，说明中国封建社会的某些特点，而正是这些特点导致明朝的灭亡，导致了中国社会从强转弱，落后于西方。

　　那么，黄仁宇先生想通过《万历十五年》告诉我们什么呢？或者说，通过《万历十五年》，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哪些启迪呢？笔者管见，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万历十五年》告诉我们，后人学史，可以小中见大，从一个小的切口进入，寻找大的历史发展规律。该书采用的正是将一个王朝的盛衰浓缩到一年的奇异的写作方式。这种从小切口进入的写作方式，让人读起来兴趣盎然。表面上看，万历十五年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书中的万历皇帝朱翊钧、首辅大学士张居正、后继首辅申时行、清官楷模海瑞、大将军戚继光、名士思想家李贽，都是当年的佼佼者，他们也都或多或少地认识到自己所处时代的问题，都想用自己的力量挽救这个王朝，然而最后，都是无分善恶，通通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身败兼名裂。

　　其次，《万历十五年》告诉我们，我们学习历史，要注重“长时间、远距离、宽视野”的大历史观。《万历十五年》剖析的是1587年，但展示的是相当长的一段古代历史概貌。它告诉我们，为什么从明代起，中国落后于世界。放眼与万历十五年同一时期的世界，西欧各国在14世纪已经朝着交通通讯、银行保险业、商业与法律及生产技术方向发展，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也是如此。而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却与民间经济的发展相脱节，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盛转衰的主要原因。

　　第三，《万历十五年》告诉我们，道德并非万能，不能代替规则，更不能代替法律。首辅申时行施政的要诀是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期望“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在他看来，以道德力量作为施政的根本，关键在于防止坏事发生，而不在于琐屑地去解决问题。他奉行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办事方针，却并不能永远的弥患补阙，造成严重后果也自然在情理之中。联想当今有些企业或者团队，所奉行的与申时行当年的“和稀泥”手法何其相似，在某些人看来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殊不知有了规矩不遵守，只会使不肖者肆无忌惮，让君子心如寒冰，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离心离德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