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仙萍

　　今年年初，当当网出了年度阅读报告，说我打败了全国99.6%的用户，看起来好像是打怪升级一样蛮厉害的。

　　虽然书看得不算多，但是对跑书店和买书这件事，倒是一直乐此不疲。书店不但给了我很多快乐，甚至还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从学校毕业后，每个月工资的五分之一，就花在新华书店里。

　　当时桐庐的新华书店在钟楼旁边，距离我家一步之遥。记得贾平凹的《废都》刚在新华书店开售时，洛阳纸贵，大家一早排着长队购买。我做贼一样偷偷摸摸在江滨公园翻阅，才看几页，面红耳赤，不敢再读下去。蔡琴的磁带，还有《鲁迅全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等，我都节衣缩食买下来。每个双休日，基本都泡在新华书店和图书馆。

　　那个时候我正被分配到面粉厂打包，一个小时拎3000斤面粉。车间白茫茫，天地一笼统，戴个白帽子穿个白大褂，真的是“头顶一块布，天下我最苦”。一次，县图书馆蒋馆长和我说，下半年《桐庐报》要对外公开招聘记者，让我去试试。第一次是招电脑打字排版的，企业编制；第二次是考记者，事业编制。我说只要跳出“三班倒”的坑，不去扛面粉，到报社打开水搞卫生都行，哪里管什么编制。不过最后我还是听了蒋馆长的话，考进报社当了记者。蒋馆长成了我生命中重要的贵人。

　　在地方上打磨了七年，我惶惶然从县城到了杭州，在体育场路的《浙江经济报》做采编，这是省政府和新华社浙江分社合办的报纸。报社旁边就是最早的晓风书屋，我经常在这里遇见吴晓波等老师。晓风书屋是杭州城市文化的一张名片，这里的书，多文化、经济、社会人文、文学史等，很能代表杭州独特的人文气质。

　　我女儿到杭州读书后，我们两人周末经常去解放路、延安路的新华书店。从小学三四年级到初中，是她阅读量比较大的阶段，我们常常整袋整袋买书回来。

　　新华书店是很多人心中的一个情结，也是青春的回望。我家四兄妹，小时候都喜欢看书。大哥爱跑供销社收购部，那里有收购来的旧书籍杂志。有一次，他找到了一本缺损的书，是描写一个青年榜样的，里面写着：“劳动是一种快乐，青春是一团火，燃到哪里哪里发光。”后来他去部队当兵，和战友们一起挖隧道，条件很艰苦。有一天，他看见隧道口有一块很大的黑板，就在业余时间出了黑板报，写了几篇文章在上面。结果师部领导下来看到了，就把他调到师部负责宣传，在《人民前线》上发了不少稿子。从部队回到地方后，大哥考上了乡镇文化站长，一直在这个岗位上待了近四十年，直到退休。

　　二姐高中毕业后，没有选择复读，坚持回家务农，她想用一己之力改变命运。那个时候种的是双季稻，最累最苦的是“双抢”。打稻、耕田、耙田、平田、拔秧、种田等等，七月酷暑，脚踩在四十多摄氏度的热水里浸泡着，上烤下蒸，脚上还有蚂蟥叮咬，苦不堪言。

　　二姐就像被逼入绝境一样，咬着牙坚持着。不多久，她就晒得黝黑，手上长满了一个个粗粝的老茧，腿上脚上一层层蜕皮。她种的水稻，竟然是生产队里长得数一数二的，每株稻子绿得黑亮，粗壮健硕，在阳光下飒飒作响。村里人啧啧赞叹：“有出息啊，到底是读过书，有文化。”

　　其实，二姐哪里甘心做一辈子农民，她喜欢文学，经常托人到新华书店买书。夏天我们躲在楼上读《简爱》《茶花女》，二姐和懵懂的我说起《飘》里面的卫希里，两眼闪闪发亮。每天中午，她都要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的朗读，《人生》《平凡的世界》等。她像堂吉诃德一样，徒手挑战命运的风车。白天干农活，每到夜晚就在楼上写小说，她的钢笔字写得很漂亮，那些文字一个个在她面前跳跃着、蹦跶着，一直到达她自己的远方。

　　当时我的年龄还小，记得二姐订阅了很多杂志。《收获》《十月》《山西青年》等等，写的稿子是一摞一摞的，叠起来很高，平时放在一只樟木箱子里，外面还挂着一把锁。二姐不断投稿，不断杳无音讯，她和我说过很想去上写作培训班，但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看课外书、写作都被当作不务正业，哪里能走远呢。

　　光阴流淌，岁月如河，为了生活，大家四处奔波。我们兄妹四个，谁也没有跨入文学的殿堂，只是在那扇厚重的门外瞻仰、聆听和张望。但在每个寂静孤独的夜晚，我们抬头仰望星空，总觉自己曾经有过一片灵魂上的清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