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敏

　　当地一家晚报要停刊了，众多读者留言：“太可惜了！”有人回忆自己与晚报的成长史，有人回忆自己在晚报的收获与成就。逝去的岁月，仿佛都随着与晚报的回忆一段段浮现在眼前。

　　随着他们的回忆，我与报纸的一些往事也点点滴滴地浮现在脑海。

　　小学四年级那年，父亲给我订了份《中国少年报》。在闭塞落后的农村，一份报纸就是一扇通向外界的窗户。我常将报纸从头看到尾，隔几天，又会拿出来看一遍，还会将那些优美的词句，写进自己的作文里。

　　人生的第一笔稿费也来自报纸。那年我16岁，正读高二，过年的时候，父亲带回了几张报纸。看着报纸副刊上的诗歌，我想，这样的诗歌我也会写。那时我正狂热地爱上写作，特别喜欢杂志上的卷首语，觉得卷首语既有哲理，词句也美。我投了好几篇文章过去，但是一篇都没录用，心里不免沮丧。但报纸上的诗歌，让我又鼓起了创作的热情。我觉得这些接地气的诗歌，我也能写。于是，我奋笔疾书，一气呵成地写了一首诗歌《卖菜的小姑娘》投了过去。诗歌发出去后，我几乎天天等着回音。果然，有一天，一封信与一张汇款单翩然而至。虽然稿费只有4元，但那是1989年，一张4元的稿费单也足以让我开心。

　　走上工作岗位后，我经常投稿，有诗歌，有散文，还有的是剧本。我投得最多的是当地县级报纸的副刊，还有《宁波日报》《宁波晚报》，还有已经停刊的《宁波青年报》。每每文章见报那天，都是我最快乐的一天，见到报上自己的文章，就像见到自己的孩子，怎么爱都不够。

　　为了提高写作水平，我曾连续自费订了几年《杂文报》，如今几十年过去，我对刊头的办报主旨“革故鼎新，激浊扬清”仍记忆犹新。连续几年，我都会买《杂文报》《文艺报》的合订本。在那些没有互联网的年代，这些报纸，就是我成长的养分。

　　我几乎年年是家乡县级报纸的“积极通讯员”或“优秀通讯员”，好几年是《宁波晚报》和《宁波日报》的优秀通讯员。我在报上刊发文章，在满足了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获得了成就感。那时工资普遍不高，刚毕业那会，发到手里的现金基本上只有六七百元，代课老师的工资只有我们的一半。有一次，我的一张被寄到学校传达室的汇款单被一位代课老师看到了，他羡慕地对我说：“一笔稿费就有70元……”

　　那些稿费，我视为“外快”。既然是“外快”，花起来也不心疼。我用稿费买了很多套精装本，一套20本的《朱光潜文集》及《傅雷文集》都是刚毕业工作那几年的收获。

　　当然，收获更多的是来自读者的肯定。1999年，我调到了另外一所学校。因为学校没有复印机，我就去附近的镇政府打字室复印材料。在打字室的办公室里，我看到正在给我复印的小姑娘的台板上，压着两篇从报上剪下来的文章。我情不自禁地走上去一看，发现其中一篇竟然是我不久前在一家报纸青春栏目上刊发的短文。一股强烈的自豪感喷薄而出，我几乎要兴奋地对她说：“我是这篇文章的作者！”但最终我还是克制住了自己的情绪，临走的时候，我深深地看了她几眼。

　　由于经常在报纸上刊发文章，我在县内竟然有了一些薄名。当地镇政府的相关领导还曾想将我调到镇政府工作。镇宣传委员特地上门跟我说了三次，一再强调这是镇领导的意思。但因为我那时的理想是“当一名教育家”，于是找各种理由拒绝了。虽然我最终没当成“教育家”，并且十余年后还离开了教师队伍。但是，因为报纸，我刚毕业的那几年教师生涯是充实和快乐的。

　　因为这些，我要感谢报纸。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州市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安吉县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首批湖州市文艺名家工作室——“竹乡文心”工作室领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