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小沅 文/ 图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余杭县闲林民办青年中学读书，毛竹校舍，落魄老师,学生基本上是公办中学不录取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子弟。学生很用功，1963年杭州市第一届中学生数学竞赛我校得了一个第一名、一个第三名，远远超过杭一中、杭二中，但是到考大学，却是95%的学生落榜，为什么？那时地球人都知道。就是这样大家还是拼命读，梦想挤进大学门。我也如此，数学题做了几千道，得过全校数学竞赛第一名，晚上棉被洞里手电筒照着背单词，英文作文《Celebrate National Day》得过全校英文作文比赛第一名。全年几乎不离校，只有寒假中才回到母亲城迁的余杭县东塘公社过几天年。这也是我一年中最开心、最放松、最受尊重的日子。

　　我一般腊月廿三中午到蔡家桥大队第七小队，村里苕溪清清，古樟葱葱，还有一座金佛寺，民清时十分鼎盛，寺庙前有个雕梁画栋的戏台，诉说着当年的繁华热闹。我一到小队，阿娘姨（妇女）们就传开了：小盐（东塘人读沅，为盐）回来了。于是，她们拿着针线活来到我母子寄住的寿松伯家，围着我听故事，我从红楼梦讲到人造卫星，她们听得如醉如痴，崇敬有加。只有这时母亲凄苦的脸上才露出一丝欣慰的微笑，见人便说：这是我儿子。

　　晚上是请灶司菩萨上天，东家西家叫我去吃饭。供灶司必有糯米圆子，目的是黏灶司菩萨的嘴，使他上天不向玉皇大帝汇报人间的坏话。那时我十六七岁，少年英俊，临走时有姑娘偷偷塞两个圆子给我，回来母亲问起来龙去脉，狠狠地数落：你不要昏头，我们是啥身份，不要弄得我待不下去。以后不准你和姑娘儿眉来眼去！

　　接下来几天，生产队基本上是停止田里农活，忙着清塘捞鱼、挖荸荠，大人装斯文，小孩跑进跑出等着分年货。我母亲和生产队关系还好，1958年城迁时母亲已经48岁，田里活根本没法干。生产队照顾她冬天喂猪，夏天看晒稻谷。来而不往非礼也。我母亲利用同事、学生的关系帮社员到杭州看病、介绍临时工等。所以小队长阿脐发话，小沅也有一份。年货分成十几份摆放在小队部的廊檐下，会计用“纸颗（纸片）”做“阄”，每户来一人抓取。立时，村里剖鱼杀鸡、蒸米做酒忙活起来。炊烟袅袅、人喊鸡叫，一片过年的气氛升腾起来。

　　年三十，一吃了午饭，家家就忙开准备年夜饭。男人叼着香烟摆放蜡烛台、祖宗牌，女人忙着做次毛圆子、烫米酒，小孩闹着放炮仗、搞“啰皂（游戏）”，小女人躲在房间里绞脸、擦雪花膏，反正人们都在把一年中最好的心情释放出来。天还没有黑，年夜饭就迫不及待开始了。我和母亲炖了一砂锅红烧肉，母亲不吃，看着我不停地说，多吃点。

　　饭后，房东邀请我“打茶会”守年。东塘的茶是“咸茶”，茶叶和烘青豆、橙子皮等一起泡，味道清香、微酸，比现在的柠檬茶更好喝。左邻右舍为了听我“吹牛皮”，还带来黑芝麻、豆腐干一起来凑热闹，使得咸茶会更丰富、正宗。大家说说笑笑，其乐融融。阿娘姨们拔下发髻上的簪子不时戳茶杯里的豆腐干丁、泡涨了的青豆吃，那情景好比维多利亚的贵妇人戳樱桃。快到午夜，生产队干部来送温暖，每人五节落花生、两颗山核桃，社员们在“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天梯”的欢呼声中，迎来了新的一年。

　　大年初一、初二、初三，村里人有的裹圆子，豆沙买不起，就用黄豆粉做馅子，照样吃得津津有味。有的坐船摇橹到塘栖镇去逛集，我没有钱，只用了5分钱为房东女儿买了把塑料梳子。寿松伯说，东塘过年就跟座钟样，过了正月十五，发条还不会松呢。可是，我等不及了，初五我就离开了金佛寺，要回学校去拼搏。母亲踏着田埂“阎王路”把我送到武林门码头，瘦小佝偻的身影至今难忘。1965年我高中毕业，大学梦终成黄粱梦，到5000里外的宁夏去种田、挖煤，数理化全还给了老师，只做成了点文学梦，也算是艰难一生中的小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