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档案

　　韩辉之，男，1924年2月9日生，天津静海人，大学文化，高级工程师。1944年10月自西北音乐学院参军入伍，部队番号为青年军207师战防炮营战防炮连，后编入远征军军政部辎重兵汽车暂编第二团一营一连一排，到印度学开车后回国参战，1946年初在贵阳以少尉预备军官之职退役。1947年入学徐悲鸿任校长的国立北平艺专，就读陶瓷专修科。解放后一直在鞍山钢铁厂做技术员，1986年退休。

　　■韩辉之口述

　　记者孟万成记录整理

　　中国美院艺术现象学研究所研究员、画家韩宇光的父亲韩辉之是辽宁鞍山钢铁集团公司退休高工，曾是远征军老兵。近期韩老来浙看望儿子，记者前往拜见，但见韩老英雄:精神饱满，思维清晰，十分健谈，声音洪亮，言及当年抗战经历，眉宇间依然英气逼人。

　　投笔从戎　为民族尽大孝

　　我有仨哥俩姐，2岁时父亲过世了，母亲缠着小脚靠大哥的薪俸养活全家。小学时，日本人占领了我的家乡，我被迫学日语。抗战期间，我在河北唐山私立丰滦中学读书，可相邻的国立唐山交通大学却已成日军军营。1943年初冬，高二放假时，经人介绍我去开滦煤矿医院高级护校的食堂做帮工。校长对我说他弟弟杨保国（北平中国大学学生）要去抗日后方，在那里上大学免费，所以我也想去。经联系，我和保国约好分头出发，到安徽宿县车站汇合。

　　那年我19岁，年轻气盛，不想做亡国奴，于是家人就为我凑了20元做路费。在途经日占区宿县时，我们夜宿二十里铺，店老板看我们是学生，就鼓励我们去后方参加抗日。在店老板的安排下，脱离了日战区，进入了国统区，我禁不住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抒发胸中多年的愤懑与压抑，感觉心里一下开朗敞亮了许多。我俩一路西行，去了西安。为了生计考虑，我就到了国民党中央战时干部训练团的招生办事处。中央干训团，名誉团长是蒋介石。我被分配到学生队东北总队，总队长是老东北军的熊斌，我大约只学了2个月左右。

　　1943年8月，听说西安西北音乐学院招生，我中学在唱诗班待过，所以就去报考，考入声乐组。

　　不久，蒋介石发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动员青年学生参军抗日，我的心又沸腾了。“为国家尽大忠，为民族尽大孝”，当时的口号至今记忆犹新。我响应号召毅然参军，“西音”当时还有王星海也报名。我们一心只想报效祖国，打败日本强盗。我俩投笔从戎的事迹，《西京日报》特别做了报道，行前学院还为我们开了欢送会。

　　入印受训　苦练技欲杀敌

　　当时是1944年初冬，我们先坐飞机到了云南曲靖，随后我被分到207师战防炮营战防炮连。

　　大约2个月后，有两个团约2000人被分配去印度受训。出发前，杜聿明将军给我们做战前动员，鼓励我们奋勇杀敌。之后我们就坐飞机去印度。下飞机后，我们坐火车到汀江，换上英式军装及配备，被编入远征军军政部辎重兵汽车暂编第二团。从汀江到蓝姆伽受训，我学辎重运输驾驶，教练是美国人。后来我们到了雷多(LEDO)学高级驾驶，开大型卡车，大约学了半年的技术。

　　在蓝姆伽，我得了一场大病，是被蚊子咬后打摆子（疟疾），住在英国人的医院里。那时中国远征军在缅印战场已打了多次胜仗，打出了名气。

　　抗战胜利　复员复学工作

　　雷多是我们回国前停留的最后一站，我们两人一组开着领到的吉普车回国参战。一路上有后勤人员打前站，找有水的地方，路上常遇有牌子写着“毒水”，是日本人下的毒，日本人真是太坏了。翻过了高黎贡山经惠通桥最后到了昆明，我们是抗战胜利以前回到国内准备参战的。

　　到国内后，从贵阳到重庆，我们运送过军用地图、炮弹、飞机汽油等军用物资。回国开车经二十四道拐时，路太惊险，好多人翻车再也回不来了。回国后部队长官给我们做动员时，要我们积极训练，对日军有一场大仗要打，要准备反攻。但回国不久日本就投降了。

　　我是1946年初以少尉预备军官身份在贵阳退役的，凭复员证到哪里都有接待，愿意去哪里都可以。我就回唐山学艺谋生，当时选了国立北平艺专陶瓷专修科，1947年入学就读。其时校长是徐悲鸿。

　　我艺专同学潘孟齐的姐夫周同藻（北洋大学毕业）在鞍钢当总工，他来北京说鞍钢正恢复，急需人才。于是我在1950年4月没毕业就提前离校到耐火材料厂工作。在该厂待了8个月，我又去了鞍钢检验室，在耐火制造组做技术员。后来鞍钢检验室发展成中央试验室、鞍山钢铁研究所。我在耐火材料研究室工作到退休。现在我只希望祖国安定、繁荣昌盛，人民生活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