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晨 陈寂

　　21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每周通报”栏目公布了各级查处的88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其中大办婚丧喜庆最为突出，有21起。据记者不完全统计，自八项规定出台3年多来，被追责的党员干部逾万人。

　　“大操大办”位居违反八项规定问题第4位

　　自2012年12月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以来，严查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一直是各地执纪重点。中央纪委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末，全国已查处此类问题9763起，11445人受到处理，受到党政纪处分者7558人。

　　记者发现，从八项规定实施至2014年底，各地曝光此类问题4648起，占到违反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总数的5.9％。到了2015年，各地查处该问题5115起，占比已攀升至13.8％，“发生率”居于9类违反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第4位。

　　少数党员干部收受礼金之多令人咋舌。如，贵阳市云岩区金关村党总支书记陈绍祥为女儿大办婚礼，开席135桌，收取礼金82万余元；北京延庆县永宁镇北关村党支部书记苏金全为其子举办婚礼，设宴101桌，收受礼金56万余元。

　　在曝光的案例中，一些较高级别干部也位列其中。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炤为女举办婚礼，接受该校共建关系单位提供的婚宴“优惠价”，并请5名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及同事参加，造成不良影响。王次炤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院长职务被免；学院党委书记郭淑兰和纪委书记逄焕磊也因未履行监督主体责任，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面对中央禁令，少数党员干部搞“下有对策”，通过请预备宴、分批办酒、亲友代办、多请少报甚至隐瞒不报等手段规避问责。

　　有纪检干部透露，有的即便不摆酒席，红包照收不误。这种行为私密性强，给执纪带来一定困难。

　　高压之下为何仍敢触碰“红线”？

　　事实上，一些地方对于党员干部婚丧嫁娶行为的规范，在八项规定出台前就有。早在2009年，广东廉江市便出台限定党员干部婚丧喜庆行为的“限宴令”。为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2013年，湖南发布了被称为最严“限宴令”的规定。其后，全国越来越多的地方出台规定，对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作出严格限定。

　　例如，陕西安康市明确规定，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红、白事宴席控制在15桌和20桌以内。石家庄市严禁党员干部办理婚丧事宜邀请同事、部属等利益相关人员参加。广西河池市规定亲戚以外人员参加干部职工操办的婚事，礼金或礼品每人次不得超过100元。

　　但记者调查发现，在越来越严格、明细的限定之下，一些党员干部仍然顶风违纪，个中缘由值得探究。有的揣着明白装糊涂；有的心存侥幸认为对“风俗”不会“动真”；有的认为规定不通“人情”拒不遵守；有的认为普通党员可以置身纪外。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这些党员干部违规操办婚丧事宜，根本原因还是利益驱动。他们心知肚明，若非手中握有权力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借机送礼。

　　人生大事绝非廉洁小事

　　专家表示，与其他违反廉洁纪律的行为相比，婚丧喜庆事宜几乎每个党员都要面对，因此更需要筑牢“防火墙”，厘清民俗与党纪的界限、划清公与私的边界。

　　竹立家说，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情往来，在乡村社会，婚丧嫁娶都由邻里帮忙完成，熟人社会的一套民俗延续至今，老百姓的婚丧嫁娶是社会习俗并不会有人干涉。“但只要你是党员和领导干部，就要无条件地遵守相关规定，没有讨价还价余地。”

　　中央纪委官网曾刊文，对判定“红白事”是否属“大操大办”给出六条标准，包括：是否使用公款；是否使用公物；是否使用公产；来宾中有无管理和服务对象，是否收其礼金礼品，特别是有无借机敛财；来宾中有无使用公物；是否影响他人休息、破坏环境。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纪委持续通报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典型问题，释放出铁面执纪、从严正风的强烈信号。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延续了修订前对党员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处罚规定，从近期查处情况看，力度已远超过往。数据显示，仅2015年全年，全国就有4413人因此受到党政纪处分，超过此前两年的总和。

　　事实上，许多披着人情“外衣”送上的礼金背后，是权钱交易、利益输送。

　　陕西省社科院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郭兴全认为，党员干部违纪操办婚丧及其他喜庆事宜，是将公权力与个人私事交织在一起，给权力寻租以空间，也会助长奢靡之风。作为党员应以身作则，严格依规守纪操办人生中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