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杜成敏、阮向民

　　郡县治天下安。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工会直接接触一线职工和企业，是劳资纠纷产生时的第一发声地，在参与社会治理中必然大有可为。

　　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江干区总工会找准维护和谐劳动关系工作切入点，推动工作重心向基层下移，构建源头参与式工作体系，将劳动争议化解在早、化解在小，为探索参与区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会新路径提供“江干样本”。

　　纵向到底

　　构建劳资纠纷高效化解机制

　　“因为回河南省农村老家过年，疫情期间家里没有电脑办公，公司就要开除我，还不发工资，工会能不能帮帮我？”3月9日，在江干区和谐劳动关系发展中心窗口，前来求助的职工小柏试探性地询问道，语气中透着不安和焦急。

　　让她没想到的是，窗口受理后仅两天，她就拿到了企业拖欠的工资。欣喜之余，她由衷地赞叹工会维权之高效。

　　但对江干区三级工会合力打造的“区、街、企”和谐劳动关系平台来说，这只是一次常态的机制运作。

　　在江干工会参与区域社会治理“5G工作法”的整体架构中，编织一张基地网络，强化和谐劳动关系阵地建设是重要的环节。江干工会致力于搭建“区、街、企”和谐劳动关系平台，由1个区和谐劳动关系发展中心、9个街道和谐劳动关系工作站、一批企业劳动关系调解工作室组成，构建了以全区205名调解员和重点工会为支点，劳动争议上下贯通、层层化解的三级工作体系，如同化解劳资纠纷的三道“防火墙”。

　　在接到小柏的求助后，因涉及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稳定工作，江干区和谐劳动关系发展中心窗口立刻通过“区、街、企”三级工会和谐劳动关系平台，将此案交办给属地钱塘智慧城总工会，后者于当天便成立矛盾纠纷化解小组，会同企业工会主席与企业负责人开展协商。通过宣传国家关于停工、停产期间工资支付相关规定和政策，让企业深刻认识到公司的处理方案违反有关规定，快速促成了企业方与小柏达成和解。

　　“复工复产期间，在三级工会和谐劳动关系平台机制的有效运作下，多起疫情期间发生的劳动纠纷直接在工作站层面化解，实现了劳资纠纷小事不出企、工会维权在基层的目标。”江干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陈春晓说。

　　横向到边

　　扩大矛盾化解“朋友圈”

　　在“区、街、企”三级工会和谐劳动关系平台的实际运作中，也有基层调解不了的复杂劳动纠纷。

　　3月11日，江干区和谐劳动关系发展中心接到职工小张的维权请求，希望要回受疫情影响企业拒付的工资。

　　街道总工会和企业工会进行了多次调解，但由于双方分歧较大，调解未成功。

　　随后，区总工会介入调解，针对矛盾症结点，他们还动用了“朋友圈”——区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浙江康城律师事务所志愿律师参与，以纠纷问题为导向，剖析了双方行为的责任义务，用权威的政策解答与法律解释，最终让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

　　构建协同机制，鼓励各方力量积极参与，是社会治理的核心内容，可以实现“1+1＞2”的效果。

　　对应纵向的“区、街、企”三级工会和谐劳动关系平台，在横向上，江干工会把组织基干力量纳入“5G工作法”，建立起了三支队伍，即劳动争议调解员队伍，由企业优秀的人力资源主管和工会干部组成；和谐劳动关系发展工作小组，由工会、法院、人社、司法等部门派出专（兼）职人员组成；工会法律服务队伍，由工会工作者和志愿律师组成。三支队伍共同构建了劳动争议多元化解、联动联调的工作机制。

　　“劳动纠纷无论大小，若诉诸法律都会消耗双方当事人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柔性的调解是最快解决纠纷的方式。”和谐劳动关系发展工作小组成员、江干区人民法院法官朱学军表示，“工会组织的触角深入基层，法院牵手工会进行诉前调解，既能让‘露头’的劳资纠纷不‘漏网’，又能缓解司法公共资源紧缺的压力。”

　　江干工会劳动争议化解的“三纵三横”，让舆情信息上下联通、纠纷案件联动调解、各级资源统筹利用，构建出劳动争议“苗头掐灭式”体系。

　　“多部门协作调解联动机制的优势，还实现矛盾化解‘最多跑一次’，让工会能够围绕区委、区政府的中心工作，成为全区社会治理工作的有效支点。”陈春晓说。